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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乌桕先生 于 2016-6-13 17:38 编辑
我打赢了信阳市首例著作权纠纷案
（后附引起官司的我的作品《亲临传销现场》）
十几年前的一天，我被一个朋友骗到郑州的一个传销窝点。这个窝点的“老大”“求贤若渴”，听说我文章写得不错，且能说会道的，便对我发起了酒色之类的软攻势（其他被骗来的人则被牢牢控制）。我看透了他们的居心，学着当年刘邦的样子从饭店的厕所溜之大吉。 回家后，郑州的见闻让我激荡，遂写下了《亲临传销现场》。该文先发表于当时的《商城周报》，反映不错。朋友建议我向外投稿，让更多的人知道传销的圈套和危害。我照办了，将《亲临传销现场》投到了某社。 很快，我接到了自称该报“首席记者”王某的电话，说我的稿子很快就要见报。他问了一些我工作单位、年龄之类的事。我感觉纳闷。我投稿、发稿次数不少，没见过问这样的问题的。但是，更让我郁闷的事随之发生——我见到的该报上我的稿件，已是面目全非；作者变成了该报的“首席记者”王某，而通篇故事变成了“姚启新讲述”。报端还详细介绍了我的年龄、工作单位等我没打算让人知道的事。 我的天啦！怎么会这样？ 很快，接二连三接到朋友和熟人打来电话。他们质问你姚启新不是自己会写点文章吗？“姚启新讲述”是什么回事？还有朋友说，一听说“讲述”，便想到目不识丁的七老八十的老头老太太，你多大了…… 我立马打电话给这个报社，答复是，这是王某的个人行为，与报社无关。我质问说，我的稿件投递到了你的编辑部了，最后被你们自己的“首席记者”偷梁换柱，别想推卸责任……正当我激愤难平的时候，对方却挂断了电话…… 我再次打电话给该报社，说如果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要和他们打官司。对方说得很轻松：打吧，我们法庭上见。说罢，便再次挂断电话。 此后，我仍然不愿意打官司，还拐着弯子给这个报社抛出了和解的绣球。但是，对方依然置若罔闻。 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真的要打官司了。首先，我咨询了县法院，被告知，被告在信阳，我只能到信阳打官司。于是，我便来到了信阳。 到了信阳，那里的朋友说，信阳有区法院和信阳中级人民法院。同样也没有打过官司的朋友分析说，一般说来，中级人民法院是二审法院，《信阳晚报》位于浉河区，该到浉河区法院立案。我觉得有道理，便打车来到该法院。 浉河区法院的受理大厅听说我要打著作权纠纷案，显得很茫然。他们没有接手过这样的官司，也不知道属于哪个法庭。大厅的那个女士很热情，她楼上楼下跑了很多科室，最终也没有找到答案。 看着我很无助的样子，大厅的那个女士于心不忍，再次到楼上咨询。至少二十分钟后，她回到大厅，给了我准确的答复：虽然《信阳晚报》在浉河区，但著作权纠纷案只能在信阳中级人民法院立案。 出了浉河区法院，我茫然不知东西。好在有出租车，我打车来到信阳中级人民法院。到了立案大厅，却发生了和浉河区法院同样的事情：没人知道著作权纠纷案属于哪个厅办理！那里的工作人员说，这样的案例他们没有办理过。他们只好一个个打电话询问各个厅的厅长，最终才确定是民二厅受理这样的案件。 经过一番准备，此案终于开庭了。 原告，也就是本人，没有请律师，也没有让朋友们到场。我觉得事实胜于雄辩，我只需将事实说清楚就行了；我有铁证，那便是早于该报发表《亲临传销现场》的《商城周报》。被告方来了一个五人团。他们有报社社长、总编、副总编，有当事人王某，有律师等。我坚信，被告虽然阵容强大，或许会制造点“证据”来，但要和我的铁证相比，神马都是浮云。 直到此时，我依然万分感叹：一个明白得秃子头上的几根毛那样的事情，他们方居然牛气到不愿意私下和解、非要奉陪到底不可。要是有点滴的纠结，或者有一丝的说不清的话，一个平民百姓能斗得过他们吗？ 法庭上，原告方——一人团的原告——我和被告方的五人团展开了唇枪舌剑的较量。被告说，王某曾给过我电话，说这样的版面安排是经过我同意的。我反唇相讥说，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王某打电话只是问我个人的情况；被告说他有电话录音，我说那就拿出来听听？回答说录音不是很清楚。我说很好你就把不清楚的录音拿来听听嘛…… 此时，我真的要爆炸了！对方明明白白在做假证。顿时，情绪激愤，口若悬河，字句如出膛的炮弹，那伶牙俐齿的律师竟然被我“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人民法院最终还是给了一个公正的判决。当法院通知王某领取判决书的时候，他才认赌服输，并送来了赔款。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我没有坚持判决，收了对方的赔款，出了闷气，了此一案。 算下来，我为了官司五次去信阳，立案花费一千元；胜了官司请客花了一千多，所有花费和王某赔款几乎持平。但是，最让我开心的是，我花的是王某的银子；当时连手机都没有的王某做了不义之事，他付出的是真金白银。如此，他该知道，做不义之事是需要代价的，这，就够了！
亲历传销现场
今年暑假的一天，朋友小陈来电说，他与人合办娱乐业，位置不错，心情不错，生意也不错；乐极之时想到了我，并邀我前往同乐。我心涌感激，好朋友就是不一样。二日后再电，我虽然很忙，但还是动了心。小陈甚喜，忙报出他的手机号。这个手机号足以证明他的财源来得凶猛：赤贫的他在家做梦都想买手机，去郑十几日便“骚”上了。 小陈果然准时接站，同来的还有一个丰满得几乎滚圆的姑娘。胖姑娘甜甜地叫我姚哥。他们领我穿街过巷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才来到一个站牌下等车。我心里纳闷：为什么不打的啊？ 半小时后我们上了一辆破风箱般的公共汽车。这个车爷爷足足开了一个多小时，视野的农田阡陌渐次代替了城市的高楼大厦。我不禁问小陈：“你们的娱乐业怎么开到了高粱地里了？”小陈笑而不答。我们在一站牌下了车，又改乘“麻木”。那“麻木”又颠狂地跑了20几分钟。下了“麻木”，又步行了近十分钟，才到有一个小院的两层小楼前。 进了院门，我发现小陈骗我了：整个院子摆满了简易煤炉，估计有二十几个，每只煤炉上都顶着个很大的铝锅，墙上地上放满了锅碗瓢盆。楼道里进进出出很多的人，衣服破旧而肮脏，大多是农民打扮，夸张点说也只能是走亲戚的农民。 “你们在搞传销！都骗到我头上来了。”我气愤地对小陈说。 “这怎么能说是骗你呢？我是好意，是让你来发财的。你是我的朋友，我才让你来的。” “那你怎么不把你的爹妈兄弟都叫来？让他们发财岂不更好？” “你说对了，他们都来了。我哥来了，我弟媳妇也来了。” “传销是要受到打击的。你还不知道吗？” “我们这绝不是传销。我们做的是‘全球得利人际网络直销’，政府是管不了的。” 说话间，一个高大肥胖的中年男人来到小陈的面前，向他伸出了一只大手。小陈忙将裤腰里的手机双手送到那人的手里，还说了很多的“谢谢”。那个人没搭理小陈，转身走了。 我在院子里站了一会，连楼都懒得上的，转身就要往回走。小陈慌了神，那位胖姑娘突然更加热情，似乎总想把我抱住，嘴里一个劲地说姚哥你别走，说千里迢迢地来了，怎么也要歇口气，吃顿饭。男人在女人面前，特别是热情如火的女人面前，总是做不到虎着脸行自己的事。我便随他们上了楼。 这是一间人住的狗窝：连成一体的地铺占据了房间的绝大部分；单子和被子全是煤炭口袋一般的颜色；地铺以外是一个七十公分宽的公用走道，走道的末端堆满了形形色色的包裹；贯穿整个房间的铁丝上挂满了毛巾和衣裳，一条裤头还在不断滴水；成千上万个苍蝇在房间里翻飞，似乎毫不含糊地在和这里住着的十五个人争夺这么一点点空间。 约十一点钟的时候，小陈和那位胖姑娘要我去听课。狗屁传销课我听过，录像看过，没兴趣。胖姑娘不依不饶，连声说：“姚哥，或许你就听这么一堂课，就改变了你的人生。再说，既然来了，总得给点面子吧？”我再次被说动。 这是一个只有20平方米的房间，一下涌来了五十几个人。还有不少拥在门口和窗外旁听。时值盛夏，没有电扇，满屋子汗臭味。有个人放了一个很响的屁。大家一齐朝声响望去。一四十左右的汉子的脸顿时红得像漆柜。这个屁真是无比的臭，直到散会这一小时又二十分钟的时间仍余臭缭绕。也许是来自不同地域的缘故，听课人的长相也颇具特色：一小而矮的汉子没有下巴，从嘴唇到脖子可以拉一条直线；一黑亮的中年女人个子很高，特瘦的身子却顶着个三十斤西瓜那么大的脑袋，像细细的藤子上结了一个大瓜；一肥胖的女人正好坐在我的左侧，小圆凳只能撑起她的屁股的三分之一的面积。她虽一个劲地摇着扇子，脸上仍是汗如雨下，我老觉得是一堆猪油正在溶化…… 小陈找了一个坐位，让我坐他的右侧。 一阵响亮的掌声响起，台上走来了一位二十出头的姑娘。她看上去很细嫩，五官的位置排列得很时宜，算得上是漂亮，就是不该生了个关公般的红脸膛。红脸姑娘走上讲台，声嘶力竭地大叫一声：“朋友们，中午好！” 红脸姑娘的话音刚落，台下报以“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这般有节奏的掌声。这声音好像在哪听过，想了好一会才想起，许多年前，我送孩子到幼儿班时听到过这种声音。好像每一个孩子都会鼓这种掌。看到满屋子的成人，此时的我有一种到了幼儿大班的感觉。红脸姑娘再三示意，“呱呱，呱呱呱”才羊屙屎般地停下了。 “朋友们，我叫周铃。”红脸姑娘自我介绍说，“我来自漯河，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她的话又被“呱呱，呱呱呱”打断。一个白净的小伙子站起身，对着红脸姑娘拼命地“呱呱，呱呱呱”。 红脸姑娘介绍台上一个秃顶汉子：“这是我们的余老师。请余老师给我们高歌一首好不好？” 台下报以响亮的“呱呱，呱呱呱” 秃顶汉子一首歌唱到一半，高音怎么也爬不上去了，突然低八度接着唱，引起台下哄天大笑；暴雨般的“呱呱，呱呱呱”又请上台一个黑而高的漯河女人。豫剧《花木兰》被唱得字正腔圆。唱罢谢幕，可“观众”不依不饶，大呼小叫再唱一曲。黑女人迟疑了一下，台下却响起了山呼海啸般的“呱呱，呱呱呱”。全场沸腾，似乎立刻就要蒸发。身后一乐极忘形的姑娘还跷起了双脚，然后踏在了我的后背上。 坐在我右侧的小陈总是在朝我看。他想干什么？ 我寻思着，这么近百号人，里面肯定有一个“领导班子”。我真的佩服这个“领导班子”的领导才能。他们不是像有些传销组织那样采取只准进不准出的“囚笼政策”，而是从精神上让传销人员产生信任感和依附感。会议先以自娱自乐开始，人人都可以当“演员”，甚至有人故意出洋相以博得热烈的气氛。 红脸姑娘宣布：“会议进行第二项：请成功人士介绍经验。” 先上台的是一山东汉子。他好像很不善于言语，只是说他上个月赚了八千六，害出示了一个电脑打印的收入单以示确凿。最后他拿出200元钱，说是要充实到“互助金”里去，以帮助经济暂时困难的朋友；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迫不及待地举手发言。听口音是信阳老乡。他说他来这里一个多月了，身无分文的他有吃有喝，什么都不用着急，非常安心地在这里展开工作；我身后那个用脚踏过我后背的姑娘第三个上台说，她已深深地爱上了这个互助、互信、热烈、温暖的“家”，不将这个伟大的事业进行到底决不罢休…… 第四个上台发言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此女上台后便泣不成声，后又是一阵长长的呜咽，十分钟后方讲出第一句话来：“兄弟姊妹们，我的孩子，他去世了……”又是一阵哭泣声，“临死前我也没能见他一面。当时我正忙于这里的工作。你们不知道，回去了又有什么办法呢？当时我身无分文。孩子啊，妈妈这下有钱了，妈妈一个星期就赚了两万二！妈妈给你送纸钱……”下面便是嚎啕大哭。没有了“呱呱，呱呱呱”的掌声，不少人跟着流泪。台上的女人擦干眼泪，从锃亮的手包里掏出手机和一匝子百元钞票，说：“如果谁急需用钱，朝大姐要；谁要打电话，大姐的手机就是你们的公用电话。” 五十多岁的女人走下了讲台，台下的人们似乎还沉浸在“大姐”的故事里；足足过了三分钟，台下有人第一个“呱呱，呱呱”；接着，更多的人似乎才“醒悟”过来，顷刻间“呱呱，呱呱呱”骤响，声音撼动了整栋楼房。一直处在看热闹状态的我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呱呱，呱呱呱”。 坐在我右侧的小陈一直在观察我的反应。此时的他得意地对我说：“怎么样，还走吗？晚上的分享(饷？)会将会更精彩。” 吃罢午饭，我坚决要走。那位一直叫我姚哥的胖姑娘眼里顿时涌出泪水：“姚哥，非走不可吗？你有文化，有了你我们就有了依靠。留下来吧，我给你洗衣裳……” 可怜的姑娘，为了赚钱，愿意付出真情！ 在送我去车站的路上，我问小陈：“你挣了多少钱？” “我刚开始，还是个负数。” “你们同室15个人，谁挣到了钱？” “都还没有。” “你怎么知道那个死了儿子的女人不是在和你们的‘领导班子’唱‘双簧’？我想起来了，我曾在报纸上看到过类似的报道。” “这，这这这怎么可能？她怎么可能骗我们？” 20天后，小陈来电说，他们的“生意”受到政府的打击，已经“安全地”转入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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