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还在为烟花爆竹争吵，韩国就要申遗了

永远在路上

作者｜苏炜  （资深媒体人）

关于是否应该在即将到来的春节解禁烟花爆竹，各路争论已经持续了好一段时间。在仔细审视各类观点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一则推文的“漂流史”。

1月6日，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当地账号发布一则通知，提醒市民，尽管“多地群众呼吁‘禁燃令’松绑”，但吴兴区并未放开，在禁放范围内“销售和燃放烟花爆竹都是违法的”。或许出于编辑的疏忽，在这条强调禁放的推文开头，是一句中国传统的拜年语：爆竹声声辞旧岁，红梅朵朵迎新春。

窥一斑可见全豹，在有关烟花爆竹的争论中，当政策传统和节庆传统成为某种政治正确的时候，各方观点的站位显得格外纷乱而暧昧。

祈盼爆竹回来的想法不难理解。大疫三年，压抑的情绪需要一种“纸船明烛照天烧”式的仪式感驱散，燃放爆竹看上去是最佳途径。跃动的火光，响彻街头巷尾的爆响，冲天而起的火焰，共同的凝视和欢呼，当长久紧绷之后的放松，与春节的节日气氛叠加在一起时，人们对烟花的渴望应运而生。

坚持禁放的想法，似乎也情有可原。逼仄的城市空间，天然不适合烟花的存在。烟花所代表的热烈，在人潮拥挤的城市，往往意味着某种失控的风险。

在各类诉求之中，呼唤年味回归大概算是集体情绪当中的最大公约数。年味淡薄的话题老生常谈，但亿万国人正前所未有地期待着眼下这个春节的“成色”。如果说要在全国范围内暂时解开城市烟花爆竹禁令，那么应该没有比此更恰当的时刻——

人们渴望辞旧迎新，“爆竹除疫”的说法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大多数转发者当然不会从科学角度信服这种观点，但情绪已经事实上累积成一种惯性。毕竟除夕夜的爆炸和炫目，是中国人一年当中少有的纵情时刻。

哪怕我们都已经知道过往的春节体验一去不回，但也宁愿相信空气中弥漫的二氧化硫，就是记忆中具象化的“年味”。

2022年初，《光明日报》一篇题为《没有爆竹声 年味依然浓》的报道，表扬山东东营：从县区到镇街，从城市到乡村，东营市各级集中组织人员力量，通过多种形式宣传“三禁”相关政策，引导群众自觉践行，共同度过一个安全、环保、文明的春节。

时间来到2023年，山东东营明确表态：今年春节，在禁燃禁放区域内，可以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共有7天。

回顾历史，爆竹乃至春节，始终是中国人面对传统时复杂心情的标的物之一。民国初年，为了实现彻底改革，过年假期曾被取消，后来又很快得到恢复。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开展的“新生活运动”，倡导国民过文明现代的“新生活”，鞭炮和春节也一起归入了“旧生活”之列，最极端时，甚至放炮、贴春联、拜年都要受到处罚。

汪曾祺的小说《岁寒三友》中，也描述过炮仗店的生意被“新生活运动”彻底击溃：“陶家炮仗店的生意本来是不错的。明年，蒋介石搞他娘的‘新生活’，根本取缔了鞭炮。城里几家炮仗店统统关了张。”

但如同大洋彼岸的“禁酒令”无法限制欲望一样，事实证明，行政管束并不能最终左右中国人对传统的认识和坚守。

今时今日，当我们重新选择是否要唤回这种传统习俗的时候，B站等社交平台上00后一代显得格外激愤——一定程度上，是韩国为烟花申遗的传言，激起了民族情绪主导的守护传统文化的决心。

争论在持续，各地关于烟花爆竹政策的分化也在持续。我们能否在争吵中学会公共讨论，比如一位河南官员在提到禁燃禁放的环保效果时，曾骄傲地表示：“我相信通过几年以后我们环境质量改善了，我们的工业科技发达以后，我们的传统节日会过得更好。”而中国烟花产业的重镇湖南浏阳，则自然为解禁摇旗呐喊。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曾撰文表示：“地方政府出台政策决策，须深思，须研究，须谨慎，更重要的是，须广泛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浏阳市官方账号则干脆用事实说话，在展示前一夜的烟火秀之后，接着展示当地第二天的湛蓝天空。

群体的诉求天然是多元的，但完全无法调和这种多元，甚至激化对立的公共讨论，就显得缺乏价值。

（愿文太长，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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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放没了年味，放多了也烦人。

今生有约

现在已经不是人民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去辨证什么，而是需要什么你们听就可以了。

星汉

爆竹声声辞旧岁，红梅朵朵迎新春。更重要的是，须广泛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不能因噎废食。

天地人

爆竹声声辞旧岁，红梅朵朵迎新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