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商城 易原毅：我这半辈子

似曾相识否

　　         易原毅：我这半辈子

    一辈子有多久？我看是因人而异。如果寿至期颐，半辈子就有五十年；如果不幸夭折，半辈子就会很短很短。故“半辈子”只是个模糊概念。那么为什么不说“我这后半生”呢？因为溥仪前万岁爷早已用过“我的前半生”了，我不愿混淆视听。我今年八十八（虚）岁。我所说的半辈子是以1949年夏为分界线，这以前我生活在中华民国，之后我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这半辈子”就是指1949年夏之后的岁月，至今也有六十多年了！这期间的悲欢离合，虽然都历历在目，但我并不想记流水账，（我也记不清，人也懒得看。）只能记一些我认为重要的经历。

　　一：遭遇“湖北革命大学”

　　1949年5月武汉解放了。当时父亲和我都赋闲在家，祖父在河南商城虽然曾被解放军以开明人士对待，让他担任县参议会议长，但他囿于正统观念，却也跑到武汉来了。为了吃饭我一定得找工作，要工作一定先要学习。当时学习机会很多：四野部队艺术学校、中原大学、湖北革大……都在招生。当时我想：上部艺我有疝气病，不合适；上中大？中原那么广，谁知道将来会分配到哪个省？还是上湖北革大吧。于是经在革大二部工作的老同学武德诱介绍，我就进入了革大二部学习。

　　那时我对共产党虽不了解，但认为比蒋介石要好多了。我觉得我自幼就喜欢戏曲、曲艺，在这方面我还有点特长。将来结业了，我可以到文工团去工作，说不定我也会成为田汉、洪深、金山那样的艺术家呢？至于思想改造，我却不大在乎。我当时已经二十六岁了，不是小青年了。什么“人生观、世界观”已经很难改变了。记得在第一单元学习小结中我写道：“学习了方志敏、杨靖宇等烈士的英勇事迹，我很感动，很佩服，但我做不到。因为我只相信‘大公有私’，我是“损人利己的事不做，损己利人的事也不做，只有利人利己的事我才做。”当时干部还表扬我是“说老实话”，“向党交真心。”

　　到革大学习我完全是为了“找饭辙”，并没有多大思想觉悟；对思想改造我也不大在乎，这些拿不上台面的话我全说了。但我并没有受到歧视。特别是后来我父亲让商城县农会抓回去了，我思想不通，大发牢骚说：革命前我是奴隶，革命后我还是奴隶！而干部并没有因此给我扣帽子打棍子，还是耐心的做我的思想工作。这使我很感动！使我感到：“要让人说话，好话坏话都要听，天不会塌下来！”“对思想问题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是压而不服。”这些话都是真话，不是空话。也使我向党靠近了一步。

　　在革大虽然我在学习上进步不大，但却感到了在国统区完全感不到的民主气氛。干部和学员如同朋友，从未见哪位干部摆架子、训斥人。就连经常在二部主持学习的程坦、张斧等“大干部”也都很平易近人。更使我难忘的是革大校长李先念，他虽然日理万机工作很忙，但二部开学和结业他都去参加了，并都给我们作报告。他作报告不仅内容充实，没有官腔套话，而且风趣生动，绝不会让人打瞌睡。

　　在结业大会上，他对我们提出两个要求：第一、不能忘记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他比喻说：“假如风大浪高，你有急事要坐小划子过长江，不幸船翻了淹死了，我们还可以说你是‘因公殉职’，给你开个追悼会；如果丧失立场，那就不好说了……”

　 这个比方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可以说是永世不忘！我敢说我这六十多年从未做过损人利己对不起人民的事！

　 至于第二个要求是要小青年们两年以后再谈恋爱。这就与我无关了。我早已结婚了。

　 别了！革大。再见了！革大。我要如愿地去文工团了。

　　二：从武汉到竹山

　　从武汉到竹山，在时间上是1949年12月到1952年9月；从职业上是从文化界转到教育界。这期间我换了四个单位——湖北省文联文工团、郧县文化馆、郧阳专区文联和竹山县中。

　　去文工团是我的夙愿，加之在二部我也是个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领导也认为我有“文艺天才”，分到文工团去也就顺理成章了。在团里为了宣传“胜利折实公债”，我自编鼓词到过江的轮渡上去演唱；湖北省开青年工作代表会，领导要我半天内根据大会精神编一段鼓词去演唱，我也按时完成了任务。总之在业务上我还“有一套”，工作也还算积极。但由于在生活上自由散漫惯了，对于团内那种类似部队的管理方法也很不适应。例如每天早上都要扭秧歌，我就不干。对此很多人都有意见。可是我能说相声、唱大鼓，也就扣不上我看不起民间艺术的帽子。最使我反感的是连回家过“星期六”也要请假，有时还不准假。在业务上我也有点挑精拣肥，例如文工团在武汉演第一个歌剧“王秀鸾”，导演选角色时想让我演三秃子，我不想演。就借口说我个儿太高，不合适，结果三秃子就派冷遇春同志演了。而我就改演二流子牛大山了。（冷老兄现已九十三高龄了。）

　　对于像我这样生活散漫业务上还有点特长的人，领导上似乎并不想放弃我。记得一次晚饭后出去散步，一位团里的老李同志有意和我走在一起，找我闲谈。谈着谈着他突然问我：“你想不想当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呀？”我立即答道：“不想，我还差得远。我只想当一个社会贤达民主人士。”因为我知道他又要给我念“政治经”了.

　　此后不久，一天下午团里开大会说要派一部分人到刚从陕南划归湖北的郧阳专区去工作。当即宣布名单（当然少不了我），并要求第二天就出发。

　　好吧，走就走吧。第二天下午，我们都戴上大红花，在锣鼓的簇拥下踏上了走向湖北的西伯利亚——郧阳——的征程。

　　当时郧阳专署设在郧县县城。那时地方尚不平靖，离城稍远一点还有“夜壶队”（一种地方反共武装）活动，因而我们都分在城内工作。我和一位名叫余乐平的女同志分到郧县文化馆，后来专区文联成立，她和我又先后调到文联工作。我到文联是1951年元月一号。说老实话在文化馆和文联工作等于在休息。在文化馆我负责管图书阅览室，阅览室就设在郧县旧城的钟鼓楼上，每天的读者也不多，就那几位老熟人。我每天的工作也就是看看书报、和他们聊聊天。到文联不久，余乐平就抽去搞土改了，我在家里坐办公室，每天就打打电话、跑跑宣传部、推销省文联办的刊物《湖北文艺》。再就是看看世界文学名著。（文联刚成立时买了一批汉译文学作品，什么巴尔扎克、莫泊桑、歌德、托尔斯泰......的作品都有。）再就是陪老婆散散步（她50年秋也从湖北财干校分到郧阳了），和相好的同志们聊聊天。到了1952年夏，湖北省整顿文艺队伍，郧阳文联撤销，我就分到竹山县中教书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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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情大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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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原毅，又名易衍，，参见“ 易衍：还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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