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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故乡的云 于 2013-9-21 12:06 编辑
季羡林没有逃脱寿则多辱的法则
寿则多辱,语出《庄子》。有一年尧到一个叫华的地方巡游,当地的官长去见他,祝愿他长寿、富贵、多子。尧回答说:“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是三者,非所以养德也,故辞。”意思是说,多一个儿子就多了一分忧虑,财富一多就会无端惹出是非麻烦,寿命越长则受侮辱的机会也越多。所以这三样他都不喜欢。
最早看到这四字,是在《周曹通信集》里,周作人晚年与曹聚仁、鲍耀明两位后辈书信往还,每每于信头信末钤一枚阳文印章曰“寿则多辱”,激愤以及由激愤而产生的悲观厌世情绪深切可感。周氏晚年所处环境气氛紧迫,没有适当的人可以说话,只能向远在海外的两位愿意听他说话和他交往的后辈袒露心怀。我之所以想起这句话,是因为最近看到季羡林先生的受到攻击辱骂。季先生是1911年生人,在做了“两个月零四天”大清顺民后,辛亥革命起,此后经历了中华民国,盛年时期见到了新中国的成立,中间复又遭厄,晚年则看到了国家的逐步走向富强。到现在,季先生寿近期颐,无疑是高寿中的凤毛麟角了。
高寿原本是很可欣慰庆祝的事。人生七十古来稀,年登大耄,寿近期颐,更是少之又少。我们平常看书画,常常可以在一些书画上看到“某某写于古稀之年”、“写于乙未春,时年八十又二”、“八六叟某某画”之类的款识,颇有自豪、自得和炫耀的味道。寿比南山,是老年人最高兴从晚辈口里听到的祝愿话语,说“寿则多辱”,岂不是大为扫兴和不敬?
周氏生于1885年,逝世于1967年,享年82岁,可谓高寿。周氏抗战时期曾接受伪职,战后入狱,最后释放,隐居京城。以解放后一段时期非正常的高压政治气氛,像周氏这样有附逆经历的人,受辱也算不上意外。因为当时似乎原不应受辱的许多人都受了辱,何论周氏?但季先生的情况与周氏大为不同。如果说周氏的自叹“寿则多辱”是一种不受基本尊重的存心侮辱,那么季先生的“多辱”则是一种表面被推崇备至实际上不受尊重的侮辱以及由于被推崇过甚光环过多而引发的存心侮辱的交织。
季先生1946年从德国学成回国,受聘北京大学,创建东方语文系,颇受当时北大校长胡适赏识。作为一个纯粹的学人,季先生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都获得了很高的专业成就。他翻译了印度古代文学经典《五卷书》,翻译了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主编了《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写十万字的《校注前言》,是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开阔历史画卷;而回忆录《牛棚杂忆》则是写得比较早的个人的直面文革的著作之一(且不论深度如何)。因为专业成就的突出,季先生晚年获得了很高的荣誉。
而问题,也就在这很高的荣誉上。作为一个专业领域的开拓者,作为一个在学术上孜孜以求的学人,著作等身并产生重要影响,政府授予季先生高荣誉原是应该的,而我们对季先生表示敬重,也是应该的。但是,无论是政府的授予荣誉,还是民间的表示敬重,都应该在季先生愿意接受的范围之内。如果季先生不愿而强行予之,则是对先生的不敬和侮辱。事实上,无论是从政府还是民间,都在不断做着侮辱季先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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