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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曾相识否 2022-8-5 10:08
   七年没有回商城了,做梦都想回去.可惜走不掉
     看到论坛上人气太差,想尽力帮忙补补台,补了两个月,也没有啥起色。现在网络上敏感词太多,许多历史都不能提及,有趣味的小视频我还收存的有四、五百段,可惜不知道怎么往上发?
     奈何!
似曾相识否 2022-7-4 09:13
红军如何搞肃反?徐向前到延安才知妻子被杀真相
shte8888发表于:2010-12-14

核心提示:9月底,部队到达白雀园。张国焘亲自到红四军主持“肃反”。这年冬天,“肃反”又从红军部队扩展到地方机关。为了防止部队发生异动,张国焘等还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还组织了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的、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一律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也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一时间,把红军中留鹅头、戴眼镜、镶金牙的,还有读过几天书的,都说成是富农,加以清洗。只要念过几年书,识几个字的,似乎是天生的反革命。
张国焘还说:“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同志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正因为有这种“理论”,“肃反”中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被捕、被杀的特别多。省委书记沈泽民还有一套“理论”,那就是从“那些思想意识不好的与非无产阶级观点的分子找反革命线索”,从平时“对富农不坚决斗争”的人身上,就“找到反动派的组织”。把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搞混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与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纠缠在一起了。不重事实,不深入调查研究,轻信口供。只要有两个人说他是反革命,就把他逮捕审讯,非要他承认不可,不承认就严刑拷打。结果严刑逼供,揭发“同伙”,后方扯到前方,军队扯到地方,越扯越多,越扯越离奇。几个人一起吃一顿饭,就说他是“吃喝委员会”,反革命;两个人在一起说几句话,就说是搞秘密活动,是改组派、AB团、第三党。白色恐怖笼罩着鄂豫皖苏区,搞得人心惶惶,熟人见了面也不敢说话。就连王树声、倪志亮这样的老革命,见了徐向前也不敢多说话了。
直到长征抵达延安后,徐向前见到鄂豫皖苏区的保卫局长周纯全,问他:“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究竟有什么罪?”周纯全此时只好说老实话了:“她没有什么罪。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
战场是考场,瞬息多变的战局,随时考验着指挥员的勇气、才和智慧。复杂的党内斗争,也是考场,考验着革命者的品德和风格。从1931年春夏开始,徐向前一次次面临着两重考验。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于1931年1月召开,从此王明上台,开始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统治。中央派了康荣生到鄂豫皖口头传达了四中全会的精神。4月上旬,鄂豫皖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新集召开。大会作了一个拥护党的四中全会的决议。徐向前在前方指挥作战没有出席这次大会。
4月中旬,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已部署就绪。蒋介石调集了11个多师的兵力,限令“五月完全肃清”鄂豫皖红军。4月20日,敌四十六师、警卫一旅等部的7个团进犯皖西革命根据地。鄂豫皖特委决定集中四军主力出皖西击敌。这时,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派出的大员张国焘、陈昌浩已从上海来到新集;沈泽民等也已抵达皖西。于是由张国焘、陈昌浩、旷继勋率红十、十一两师由商南东进,于金家寨附近同红十二师会合(3月下旬,特委将中央教导二师改编为红四军第十二师,军部警卫团和光山、罗山、黄安三县独立团合编为警卫师)。徐向前仍按特委原定计划带十师二十八团留在鄂豫边攻打反动民团据点大寨山、打银尖。据点还没有打开,随着也投入了西线的反“围剿”战斗。
这次反“围剿”,红军主要是采取东西两侧往返机动,避实击虚,各个击破,待机反攻的战法,因而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即取得了胜利。先后共歼敌5000余人。北面的吉鸿昌部,因有联合红军反蒋的意思,作战并不积极。
5月12日,反“围剿”的战斗还没有结束,张国焘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决定,撤销中共鄂豫皖边特委,成立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鄂豫皖省委和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分局的职权系直接代表中央实施领导,有权否定地方党委的决议或解散地方党委。中央指定由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曾中生、舒传贤、徐宝珊、王平章、蔡申熙等8人组成分局,张国焘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沈泽民兼省委书记,曾中生、旷继勋为军委副主席,陈昌浩为共青团分局书记。红军和地方武装统归军委直接领导和指挥。从此,张国焘总揽鄂豫皖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张国焘,原名特立,江西萍乡人。早年就读北京大学,为1919年“五四”运动骨干分子之一。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多次代表大会上,曾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在第一次大革命中,张国焘犯过右倾和“左”倾错误。大革命失败后,曾企图阻挠南昌起义,遭到周恩来、李立三等坚决反对。1928年6月,张国焘在莫斯科参加了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1931年1月,被共产国际派遣回中国。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
张国焘以中央全权代表的身份来到鄂豫皖根据地不久,即对红四军的领导干部做了调整。旷继勋任红四军军长,曾中生任政治委员,下辖十、十一、十二、十三师。十师师长刘英,政治委员康荣生;十一师师长周维炯,政治委员余笃三;十二师师长许继慎,政治委员庞永俊;十三师师长徐向前,政治委员陈奇。随后,成立了培训干部的“彭(湃)杨(殷)学校”,由蔡申熙任校长,傅钟任政治部主任,李特任教育主任。
6月28日至30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红四军领导人曾中生、余笃三、许继慎等主张抓住敌暂取守势的有利时机,集中主力南下作战,以配合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这一正确主张得到与会多数人支持。会议决定:红四军以少数兵力留在根据地巩固阵地,而以主力部队南下向外发展。
7月上旬,军委在商城西南的余家集召开会议,讨论红军的具体行动部署。不料,张国焘推翻原来的南下决定,认为要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就须威胁攻占大城市。因此,要红四军攻英山,出潜山、太湖,进攻安庆,威震南京,限一月完成。红四军领导人不同意这个冒险主义的计划,主张消灭敌有生力量,巩固扩大根据地,以牵制敌兵力,即攻下英山后出蕲、黄、广地区,使之与鄂豫皖根据地连成一片。但张国焘仍按其个人意见作出了决定。部队奉命作南下英山,东出潜山、太湖的准备。
7月中旬,红四军的领导又进行了改组。徐向前任军长,曾中生任政治委员,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原军长旷继勋改任红十三师师长。他因在5月间给中央的报告中不承认前段工作是“立三路线”的继续,而受到中央的指责。
8月初,徐向前和曾中生率领红四军十、十一、十二师的5个团,冒着酷暑南下,直取英山。仅仅经过两小时激战,攻占了英山城,歼敌1800余人。仗是打胜了,徐向前和曾中生对下一步行动却忧虑起来。
在英山城的一幢小楼上,深夜还亮着灯。曾中生和徐向前摆起军用地图,彻夜不眠,反复研究这下一步棋,到底如何走才好。
曾中生考虑再三,说:“东出安庆,要通过四百里的白区,远离苏区,太冒险了。”
徐向前说:“是啊,安庆是敌人重兵设防的地方,我们只五个团的兵力攻下它?跑四百里,去攻打大城市,那是自找苦吃!”
曾中生说:“我们不能硬着头皮瞎撞,安庆攻不得。”
徐向前说:“绝对攻不得。”
经过反复磋商,政治委员曾中生最后决定:留十二师守英山,以十、十一两师4个团出蕲、黄、广。他一面部署部队前进,一面写信派人向张国焘报告,说明情况。
红军部队冒着酷暑分两路南下。一路,急行军120里,突然奔袭蕲春城附近的漕河镇,全歼敌人新八旅,活捉旅长王光宗以下1600余人,缴枪1200余支,乘胜进占浠水、广济县城,逼近武穴;另一路奔袭黄梅城,由于城壕水深,随即撤出,占领乡村。徐向前和曾中生灵活机动的指挥,使部队干部战士十分高兴。当地党组织和群众见红军归来,纷纷组织慰问,到处燃放鞭炮。被敌人摧垮的革命群众组织,又很快恢复起来。短短几天,红军就从敌人仓库和地主豪绅家中收缴了许多财物。光是银子就达1800斤,金子20余斤,大洋7万元。金子后来全部送到上海党中央,其他财物,解决了红军的吃穿。真是难得的胜利!接着,红军又在洗马畈地区歼灭敌人3个团的大部。
张国焘坐镇后方,得知徐向前、曾中生没按他的意见去攻安庆,大为恼怒。8月27日,他以鄂豫皖分局、军委会的名义给曾中生、徐向前写信,指责他们“公开抗拒分局命令”,是什么“原则路线上的分歧”;严令部队“立即北返,不得丝毫停留”。
徐向前事先曾想到,红四军的行动可能受到批评,却没想到如此严重;曾中生似早已预料到后果,还没接到张国焘的来信,就与徐向前、刘士奇联名,向上海党中央写了信,申述红四军南下的理由。信中说:“现在我们的战略是要巩固蕲、黄、广苏区,与皖西苏区、黄麻苏区打成一片,同时相机而据武穴(水不退仍然不能去),尤其是准备这一阵地的群众基础。敌人能来则集中力量而必消灭他数师以上,敌人不来则从宿松、太湖、潜山一带巩固阵地的发展而出安庆。”“在战略上,如果想脱离根据地几百里的阵地,如我们由英山直取安庆等,不但做不到而且要发生许多不能解决的困难。如果勉强行之,必然成为单纯军事行动,根本忘却了巩固阵地的发展任务了。我们深深认识中央根据地胜利的伟大,就是有了强度群众基础的阵地所致。”
9月初,部队奉命北返,在英山以南的鸡鸣河,曾中生召开了一次支部书记和指导员以上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了张国焘的来信。会上,群情激愤,通过申明书,决定派刘士奇回去向中央分局陈述意见。这件处理不当的事,更被张国焘抓住了把柄。于是,红四军南下问题遂成了一桩大罪!
9月13日,陈昌浩到达麻埠红四军军部宣布中央分局免去曾中生军政治委员职务,由陈昌浩接任的决定。接着发生了在红军中开始“肃反”抓人的事。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等20余人相继被捕。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一直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徐向前感到迷惑不解。
徐向前问陈昌浩:“被抓走的好多人,都是贫苦农民出身,土生土长的,有的是看着长大的,怎么成了反革命?这是怎么回事?”
陈昌浩说:“你不知道,八月初,我们在后方破获了一个反革命团体,叫AB团,成员多是岳维峻的旧部。他们准备九月十五日暴动,要炸毁医院,抢走岳维峻。在一些县委、区委里也发现了改组派,牵涉到我们部队呢。现在逮捕的都是改组派、反革命。”
徐向前被弄得更糊涂了。在苏区和红军中前一两年也搞过肃反,也抓过一些人,大多是地主恶霸的狗腿子,或是敌人派来的探子。而现在抓的,大都是在一起打游击的,平时没有什么异常表现,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改组派?说这些人是反革命吧,过去长期在一起战斗、生活,确实都是些好同志;说不是反革命吧,又拿不出证据来,脑海里始终是一个疑团。
遵照中央分局的命令,徐向前率领部队西返。部队一面行军打仗,一面在陈昌浩主持下继续“肃反”。一天,部队行至商城以西余家集时,徐向前正在路旁山坡上看着部队经过,见队伍里有两付担架抬着人,他问身边的陈昌浩:“谁负伤了,抬的是什么人?”
陈昌浩说:“没有谁负伤,许继慎、周维炯是反革命,逮捕了。”
徐向前听后,真怀疑自己的耳朵不好用,怎么许继慎成了反革命啦!他想起红四军南下发生的那件事:攻克英山后,一个自称钟蜀武的人,带了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曾扩情的一封亲笔信,来找红十二师师长许继慎。信中闪烁其词,大意是欢迎许带部队投蒋,“定将受到最优厚的待遇”。许继慎当即将钟某逮捕,连人带信送交军部处理。徐向前和曾中生对钟某进行了审讯,随后,就转送中央分局处理。根据许继慎的一贯表现和他们对他的了解,他们在给中央分局和党中央的报告中明确表示:许继慎“在组织上不会有什么问题”,这次敌人来找他,“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徐向前熟悉许继慎的历史和为人: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北伐战争中担任过叶挺独立团的营长、团参谋长。来到鄂豫皖红军后,在红一军、红四军又一起工作。他作战勇敢,指挥灵活,为人正派,这样的同志,怎么也成了“反革命”?至于周维炯,更是一员战将,是大家都了解的好同志,怎么也被捕了呢?面对许继慎、周维炯两位师长被逮捕。徐向前痛心极了,他质问陈昌浩:“怎么搞的嘛,把师长都抓起来了,也不给我说一声!”徐向前事前都一无所知。
陈昌浩对徐向前的这种不满和抗议采取不理的态度。他认为肃反抓人,是他职权以内的事,况且又是张国焘的决定。那时中央有规定:政治委员是代表政权与党两方面来领导军队的,政治委员在政治上、在党内比同级军官权限大。政治委员是红军中最高的领导者,是党和政府的代表,有最后的决定权,甚至有权逮捕同级指挥员。
9月底,部队到达白雀园。张国焘亲自到红四军主持“肃反”。这年冬天,“肃反”又从红军部队扩展到地方机关。为了防止部队发生异动,张国焘等还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还组织了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的、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一律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也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一时间,把红军中留鹅头、戴眼镜、镶金牙的,还有读过几天书的,都说成是富农,加以清洗。只要念过几年书,识几个字的,似乎是天生的反革命。张国焘还说:“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同志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正因为有这种“理论”,“肃反”中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被捕、被杀的特别多。省委书记沈泽民还有一套“理论”,那就是从“那些思想意识不好的与非无产阶级观点的分子找反革命线索”,从平时“对富农不坚决斗争”的人身上,就能“找到反动派的组织”。把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搞混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与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纠缠在一起了。不重事实,不深入调查研究,轻信口供。只要有两个人说他是反革命,就把他逮捕审讯,非要他承认不可,不承认就严刑拷打。结果严刑逼供,揭发“同伙”,后方扯到前方,军队扯到地方,越扯越多,越扯越离奇。几个人一起吃一顿饭,就说他是“吃喝委员会”,反革命;两个人在一起说几句话,就说是搞秘密活动,是改组派、AB团、第三党。白色恐怖笼罩着鄂豫皖苏区,搞得人心惶惶,熟人见了面也不敢说话。就连王树声、倪志亮这样的老革命,见了徐向前也不敢多说话了。
“肃反”开始,徐向前还能参加一些会议,还有某些发言权,随着运动的深入,保卫局抓人越来越多,徐向前在会上提出不同意见,引起了张国焘的不满,后来就干脆只让他负责部队训练和作战指挥。徐向前意识到对自己不信任,只好每到一地找一个僻静的庙宇、祠堂,作为临时指挥所,把地图挂好,专心了解敌情,分析情况,部署作战行动。但是,共产党员的政治责任心驱使着他,又不能不关注部队中的“肃反”情况和被捕人员的命运,并且尽力之所及,保护同志免遭杀害。他保护了不少干部,周希汉就是其中的一个。
徐向前本来不认识周希汉。那时,周希汉在伙食班帮助写伙食账。而徐向前喜欢吃锅巴,有时到伙房转转。一天,徐向前来到伙房,见到一个不认识的小青年,长相又机灵,就问:“你叫什么?什么地方人?怎么过去没有见过你呀?”周答:“我叫周希汉,本地顺河集人。是来帮助工作的。”他还把为什么来这里帮助工作的原因对徐向前讲了。原来,周希汉在四军十三师三十八团当战士。肃反开始的时候,团里把他当做富农,开除出党,送回老家。周希汉回家后,就找苏维埃政府,让县苏维埃政府开个证明,证明他家是贫农,请部队恢复他的军籍。这样,他又回到部队,在炊事班帮助工作。徐向前听了,翻看他写的账本,见字写得不错,就说:“你愿意跟我在总部当个书记员吗?”周希汉说:“我没干过,怕干不好。”徐向前说:“没关系,慢慢学就会的。”周希汉到总部后,在徐向前的帮助下,进步很快。没想到1932年初,打豆腐店的时候,周希汉给直属部队号房子,因当地有两个相同的地名,号房子的时候出了点差错,张国焘把他骂了一顿,硬说是有意破坏,让保卫局把他抓起来审讯。徐向前回到总指挥部,警卫员说保卫局抓走了周希汉。徐向前说:“快到保卫局,把周希汉要回来!”过了一会儿,警卫员回来报告说:“保卫局的人说,周希汉是改组派,不能放。”徐向前听了非常生气,亲自来到保卫局。只见周希汉已被捆绑起来,准备拉去杀头。徐向前严厉地质问:“什么改组派!周希汉是贫农,是我的书记,我了解他,快给我放啦!”在徐向前的干预下,周希汉才捡回一条命。
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苏区,在红军中像一场瘟疫,继续蔓延着。一批又一批的好干部、好同志被逮捕杀害。谁也不会想到,一年之后,徐向前的爱人程训宣也无端被以肃反的名义杀害。那是1932年反四次“围剿”中的事。那时徐向前在七里坪一带指挥作战。一天,他让警卫员把破袜子给他妻子程训宣送去,让她抽空补一补。往常,衣服、袜子破了都是徐向前自己缝补。在长期的战争环境里,他学会了一手针线活。会做件背心,缝补点破衣裳,打草鞋。这次因为作战忙,抽不出空,所以才让程训宣缝补。
警卫员气喘吁吁地回来了,神色非常紧张。
徐向前问:“出了什么事啦?”
“她被抓走了。”
“为什么?”
“不知道,说是反革命!”
说起程训宣,当地的妇女都说她是好样的。她1911年出生在黄安县七里坪程伍德村的一个贫农家庭。没念过书,性格开朗,爱说爱笑。1928年,吴光浩率红三十一师回黄麻老区活动,她冲破封建旧礼教的束缚,投入革命队伍,从事妇女工作。她为人正派,工作积极,对党忠诚,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经曹学楷和倪志亮的介绍,于1929年下半年同徐向前结婚。她家祖祖辈辈都是贫苦的农民。父亲为人忠厚,母亲虽然不认识字,但性格开朗,爱管“闲事”,是个热心肠的人。她姐弟5个,除姐姐幼年夭折外,都参加了革命。大哥程启光,1928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黄麻武装暴动,曾在红三十一师当特务队长;二哥程启宗,1925年参加共产党,也参加过黄麻武装暴动,暴动失败后,随起义武装上了木兰山,不幸被敌人抓去杀害;弟弟程启波,当时在司令部当勤务兵。程训宣本人长期在本地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事事都走在前面。这样一个好同志,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呢!究竟是为了什么?徐向前问过一些人,但没有问出个究竟。程训宣被捕后,保卫局用了种种刑法,严刑拷打,逼她承认反革命,并要她揭发“同伙”。她始终不承认是反革命。最后被杀害了。
直到长征抵达延安后,徐向前见到鄂豫皖苏区的保卫局长周纯全,问他:“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究竟有什么罪?”周纯全此时只好说老实话了:“她没有什么罪。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
在“肃反”中,许多共产党员、革命战士被无辜杀害。据当时看管“犯人”的人讲,许继慎、周维炯被杀之前,在严刑拷打之下,没有什么口供。周维炯在被杀之前,还义正辞严地痛斥张国焘等:“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老子二十年后还是要革命!”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在“肃反”中,被张国焘加以“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的罪名,先后逮捕、杀害的红军排以上干部和革命战士,就有2500余人。地方上大批优秀干部也被杀害,其中有原鄂东北特委书记徐朋人,黄麻起义的组织者之一、鄂东军党代表戴克敏,黄安农民政府主席曹学楷,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郑行瑞等等。“肃反”,严重地削弱了鄂豫皖苏区党和红军的力量,也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抗。一些地区贴出标语:“张国焘是杀人刽子手!”“打倒帝国主义张国焘!”有的地方还把县政治保卫局给砸了。……
尽管苏区群众痛恨张国焘恣意抓人杀人,但他们对共产党和红军始终是拥护和热爱的,不曾动摇对党的信念。黄安县仙居区的群众为了反抗“肃反”,掩护区乡干部逃入山里。他们上山之前,仍给区政府送去500多担大米和一千多双鞋袜,在信中还特意写明,这是送给红军的。忠于革命事业的红军指战员,不少人虽然被捕被杀,仍然是前仆后继,英勇战斗。一些被诬为“反革命”而遭逮捕的干部、战士,被暂时放出来参加“突击队”,冲锋陷阵,与敌人搏斗,其中不少人献出了生命。徐向前同广大指战员一样,大敌当前,始终以大局为重,他压抑着内心的悲痛,把全部精力投入反对敌人“围剿”的斗争。许多年之后,他回顾这段历史,沉痛地说:“鄂豫皖根据地的‘大肃反’,不是孤立的,那个时候,是教条主义者统治中央的时候。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搅在一起,在全党,在各个根据地,搞‘肃反’,搞扩大化。”“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定不要再重演。”
似曾相识否 2022-7-4 09:03
   还有近百篇
似曾相识否 2022-7-4 08:59
商城: 我们的家乡商城县。
      商城不是商业之城 ,因为商业并不发达。
      商城不是商代都城 ,因为商代都城在郑州。
      商城也不是一个"伤心"之城 , 只是有一点不走运气罢了
    “商南起义”( "立夏节起义")建立中共党支部,那可是全河南头一个呀!
    若不是民国时划出一部份到金寨县(十四个半保),解放后又分一部份到固始(卜店向东五十里) , 我们县肯定是全国第二大"将军县" !
    若不是张国焘主持残酷血腥的肃反运动, 我们县可能是全国第一大"将军县"! 那京九鉄路,肯定是经过商城了!跟宁西鉄路一交叉!商城就发了!
    早期肃反运动中:中共商城县的县委书记与负责人,被自己人杀的比被国民党杀的多几倍!( 见 "中共商城组织史")
    那位填写"八月桂花遍地开"的王先生,出身地主家庭而又是知识份子,估计他也逃不出白雀园......
似曾相识否 2022-7-4 08:55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商城烈士名录
         (漫步人间  根据  商城县传媒网整理)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中走过了十年艰苦、曲折、光 辉的战斗历程。许多同志舍生忘死,浴血奋战,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献出了生命。深切悼念红四方面军所有牺牲的同志!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们永垂不朽!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商城烈士名录:
                                                                                                  黄克浪(1904—1929)。 河南商城人。一九○四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一九二九年五月,于商城作战牺牲。
杜少亭{1897—1929}。   河南商城人。一八九七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革命后, 曾任中共商城县委组织部长、红三十二师团长。一九二九年七月,于商城南区作战牺牲。
詹谷堂(1883——1929) 詹谷堂。河南商城人。一八八三年生。幼时就学 私塾,十六岁中秀才。一九一一年起,在河南固始志成小学任教,积极宣传 革命道理,学习马列主义。一九二三年六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志成小学为 中心,开展革命活动。一九二四年六月,志成小学建立党的特别支部,任书 记。八月,到笔架山蚕业学校建立党支部。一九二五年,回家乡任明强小学校长,并从事农民运动。同年秋,任中共商城县委组织部长。一九二六 年,领导农民斗争,响应北伐。一九二八年任商城中心县委书记,积极组织农民武装。一九二九年五月初,参与组织商城起义。五月六日,领导南溪地区农民和学校师生二百余人起义。后与周维炯等领导的起义队伍在南溪会合,成立红三十二师。六月,领导鄂豫边区东方办事处工作。八月因反革命分子告密而被捕。八月二十日,在狱中壮烈牺牲。
张万鸿(1900—1929)河南商城人。一九○○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九年五 月,参加商城起义。曾任商城县赤卫队政治委员。十一月于河南潢川牺牲。
段中玉(?—1929)河南商城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在红三十二师任团政治处主 任。一九二九年牺牲。
徐相田(1905——1930)河南商城人。一九○五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九年参加红军。曾任商城县独立团团长。一九三○年三月于商城上石桥作战牺牲。
刘西清(1898—1930)河南商城人。一八九八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皖西红三十三师参谋长。一九三○年九月于安徽六安被俘牺牲。
廖绍财(?——1930)河南商城人。一九二九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红三十二师任团长。一九三○年作战牺牲。
廖炳国(?——1930)河南商城人。贫农出身。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九年六月,参加商城起义,负责联络工作。一九三○年,任商城县委委员。同年牺牲。
沈保荣(?—1930)河南商城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商城县游击大队大队长。 一九三○年牺牲。
花尔中(?—1930)河南商城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五月,参加商城起义。曾任红三十二师一○○团团长。一九三○年于河南商城作战牺牲。
陈龙义(1908—1930)河南商城人。一九○八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九年参 加红军。曾任商城县独立团团长。一九三○年于河南固始作战牺牲。
漆开元(?—1930)河南商城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革命后,曾在红一军政治部任政务科长。一九三○年牺牲。
漆远志(1900—1930)河南商城人。一九○○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红十一军三十二师大队党代表。一九三○年,于商城作战牺牲。
胡定武(1899—1931)河南商城人。一八九九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八年参 加革命。曾任商城县赤卫军政治委员。一九三一年八月,于商城牺牲。
徐学万(?—1931)河南商城人。一九二九年秋参加红军。一九三○年春加入中国 共产党。曾任营长、团政治处主任、红四军十一师团政治委员。一九三一年八月,于安徽英山洗马畈作战牺牲。
陈兴山(1903—1931)河南商城人。一九○三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一 九二七年十一月,参加黄麻起义。曾任红三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红四军十三师三十六团政治委员。一九三一年九月于商城余集牺牲。
王少怀(?—1931)河南商城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九年五月,参加商城起 义。曾任红一军经理处处长。一九三一年秋因肃反扩大化于河南光山被误杀。
詹梦雨(1903—1931)河南商城人。一九○三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在安徽宣城第四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在安徽独山高级小学任教,常写诗著文宣传革命思想。一九二九年,在商城从事党的地下革命活动。同年十一月,参加六霍起义。后任红三十三师一○六团党代 表、中央独立第一师政治委员。一九三一年十月,因肃反扩大化于河南光山白雀园被误杀。
周维炯(1905—1931)一九○五年生于河南商城。从小给地主放牛,并学过篾匠。后在当地小学读书,毕业于商城笔架山蚕业学校。一九二四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结业后, 回家乡进行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在丁家埠民团内搞兵运工作,在民团中发展十一名共产党员,成立党支部,任支部书记。一九二九年二月,任中共商城南部、麻城东北部、罗田北部特别区委员会委员。同年五月,参与领导商城起义。各地起义武装于南溪改编为红三十二师,任师长。先后在李家集、南溪、金家寨等地活动,建成以吴家店、南溪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 此后,率红三十二师两次出击皖西。十二月,自皖西返回商南。一九三○年五月,任红一军三师师长。参与指挥霍山、英山、光山等战斗。十月,任第二师师长,参加鄂豫皖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斗争。一九三一年一月,任红四军十一师副师长兼三十三团团长。五月,任第十一师师长,参加红四军南下蕲、黄、广地区作战。十月,因肃反扩大化于河南光山白雀园被张国焘被害。

王长先(?—1931)河南商城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九年五月,参加商城起义。曾任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三团团长。一九三一年秋,因肃反扩大化在光山白园雀被害。
廖业祺(?—1931)河南商城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九年五月,商城起义时, 率领武装群众一部,歼灭反动民团武装。后曾任红三十二师九十八团团长。一九三○年五月,任红一军独立旅旅长。一九三一年秋,因肃反扩大化于河南光山白雀园被害。
漆先保(?—1931)河南商城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红一军经理处军需科科长。 一九三一年秋,因肃反扩大化于河南光山被害。
吴新甫(1904—1931)河南商城人。一九○四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三○年参加红军。曾任商城县独立团团长。一九三一年,于商城达权店牺牲。
林维钧(?—1931)河南商城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九年参加革命。曾在红四军任团长。一九三一年牺牲。
张一虎(1891—1931)河南商城人。一八九一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曾任赤城(商城)县军事总指挥、县苏维埃主席、游击师师长。一 九三一年作战牺牲。
罗炳刚(1906—1931)河南商城人。一九○六年生。贫农出身。学生成分。一 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五月,参加商城起义。一九三○年, 任红一军一师政治部秘书处主任。一九三一年,任红四军十师二十八团政治委员。同年,因肃反扩大化于河南光山白雀园被害。
姜立清(1902—1931)河南商城人。一九○二年生。毕业于笔架山农业中学。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五月,参加商城起 义。曾任红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政治处主任。一九三一年,因肃反扩大化被杀害。
徐云圃(?—1931)河南商城人。笔架山农业中学毕业。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一九二九年五月,参加商城起义。曾任红四军十师三十团团委书记。一 九三一年,因肃反扩大化被害。
漆远立(?—1931)河南商城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九年五月,参加商城起义。曾任红三十二师宣传队长、皖西教导师团长。一九三一年,因肃反扩大化被害。
漆远航(?—1931)又名渺沧。河南商城人。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五月,参加商城起义。曾任红一军三师政务科科长,一九三一年,因肃反扩大化被害。
漆雨元(?—1931)河南商城人。在商城笔架山农业中学毕业后,到武汉上 大学。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五月,参加商城起义。历任红三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红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政务科科长。一九三一年,因肃反扩大化被害。
漆昌沦(?—1931)河南商城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八年参加红军,曾任红一军二师政治部政务科科长。一九三一年,因肃反扩大化被害。
徐加生(1910—1932)河南商城人。一九一○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九年参加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四军十三师三十八团团长。一九三二年三月,于商城河凤桥牺牲。
叶来礼(1904—1932)河南商城人。一九○四年生。雇工出身。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九月参加红军。曾在红四军十一师任团长。一九三二年六月牺 牲。
鲍英(?—1932)河南商城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九年参加革命。曾任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二团政治委员。一九三二年七月,于湖北黄安(今红安)作战牺牲。
林维权(1906—1932)河南商城人。一九○六年生。一九二九年五月,参加商城起义。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二团团长。一九三二年十月,于湖北枣阳新集战斗中牺牲。
王大学(1890—1932)河南商城人。一八九○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三○年参加红军。曾在红四方面军任团长。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于陕南牺牲。
易德高(1911—1932)河南商城人。一九一一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九年参加红军。曾任红二十五军团政治委员。一九三二年冬,于陕西镇安牺牲。
王继初(1904—1932)又名霁初。河南商城人。一九○四年主。中国共产党党员。一 九二九年参加革命。曾任商城县红日剧团团长、皖西道委剧团团长、红四方面军文工团团长。一九三二年,于河南光山病故。
廖海涛(?—1932)河南商城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三团政治处主任。一九三二年,因肃反扩大化被害。
杨中洲(1907—1932)河南商城人,一九○七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九年参加红军。曾任红军团长。一九三二年,于皖西作战牺牲。
陈海山(1901—1932)河南商城人。一九○一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九年参加红军。曾在红四方面军任团长。一九三二年,于商城余集牺牲。
赵仁山(1896—1932)河南商城人。一八九六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九年五 月,参加商城起义。曾任商城县独立团团长。一九三二年,于湖北英山作战牺牲。
漆叔甫(1899—1932)河南商城人。一八九九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红三十二师经理处处长。一九三二年,因肃反扩大化被害。
王振华(?—1933)河南商城人。南京金陵大学毕业。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在上海党中央特科工作。一九三一年,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保卫局侦察科科长。 后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处谍报科科长。一九三三春,因肃反扩大化于四川通江被杀害。
闻盛世(?—1933)河南商城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二一七团政治委员。一九三三年春,因肃反扩大化于四川被杀害。
李绍德(1903—1933)河南商城人。一九○三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九年参 加革命。曾任红四方面军二十五军七十三师二一九团政治委员。一九三三年, 因肃反扩大化于四川被害。
李德堂(?—1933)河南商城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二一八团团长、红四军十师二十九团团长、十一师三十一团团长。一九三三年, 因肃反扩大化于四川南江被害。
陈自岗(1910—1933)河南商城人。一九一○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九年参加革命。曾任红四方面军独立团团长。一九三三年,于川北大石山牺牲。
陈修神(1905—1933)河南商城人。一九○五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三○年十二月参加红军。一九三三年七月,任红九军二十七师政治委员。同年,率部参加反六路围攻作战,于四川万源青山战斗中牺牲。
张友周(1915—1933)河南商城人。一九一五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八年参 加革命。曾任红四方面军四军十师二十八团副团长。一九三三年,因肃反扩大化于四川通江被害。
徐源强(1913—1933)河南商城人。一九一三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九年参加红军。曾任红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政治委员、红九军二十五师七十五团政治委员。一九三三年,于四川巴中作战牺牲。
黄志堂(?—1933)河南商城人。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曾任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二团团长。一九三三年,于四川渠县三汇场战斗中牺牲。
蔡杰(?—1933)河南商城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红四方面军四军十二师经理处军需科科长。一九三三年,于四川牺牲。
王德元(1908—1934)河南商城人。一九○八年生。农民出身。一九三○年参加红军。 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四军十二师三十三团营长、团长,红三 十军九十师二六八团团长、八十八师副师长。一九三四年,于四川万源红崖子战斗中牺牲。
刘传根(?—1934)河南商城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九年参加革命。曾任陕南游击队第二大队政治委员。一九三四年,于陕西商南青川街牺牲。
李天远(1905—1934)河南商城人。一九○五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三○年参 加红军。曾在红四方面军任团长。一九三四年,于川北作战牺牲。
陈继武(?—1934)河南商城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历任红十师二十九团炮兵连连 长、少共国际团一营营长、红四方面军总部参谋、少年先锋团团长。一九三四年,于四川牺牲。
张新福(?—1934)河南商城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红四军十师副师长。一九三四年,于川北作战牺牲。
林英安(1907—1934)河南商城人。一九○七年生。雇工出身。 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五月,参加商城起义。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科长、医院院长、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二一八团政治委员、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政治委员,一九三三年六月,任红三十一军政治部主任。一九三四年,任川陕省军事指挥部副指挥长兼西路游击指挥长。同年,于四川广元郭家坝战斗中牺牲。
刘定书(1906—1935)河南商城人。一九○六年生。木工出身。中国共产党党员。一 九三○年五月参加红军。曾任红四军交通队队长、红四方面军团长。一九三五年,于陕西宁强作战牺牲。
李香恒(1908—1935)河南商城人。一九○八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九年参加革命,曾任红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团长。一九三五年六月,于四川松潘战斗中牺牲。
黄耀宗(1902—1935)河南商城人。一九○二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团长。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于四川芦山作战牺牲。
吴立斌(1912—1935)河南商城人。一九一二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三○年参加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一九三五年五月参加长征,同年冬,于四川芦山作战牺牲。
王振亚(?—1935)河南商城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九年五月,参加商城起义,历任红四军十师三十团连长、营长、团长。后任独立第二师副师长。一九三五年五月,参加长征。同年,于川西牺牲。
沈家祥(?—1935)河南商城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九年参加红军。曾任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参谋长。一九三五年五月,参加长征。同年,于四川作战牺牲。
陈学柱(?—1935)河南商城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红四方面军九军二十五师七十五团政治处主任。一九三五年,于四川作战牺牲。
周绍城(1912—1935)河南商城人。一九一二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九团团长。一九三五年五月,参加长征。同年冬, 于四川芦山作战牺牲。
胡光祖(?—1935)河南商城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红三十一军党务委员会书记。一九三五年五月,参加长征。同年,于大金川作战牺牲。
漆承龙(?—1935)河南商城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红三十三军九十八师二九五团团长。一九三五年五月,参加长征。同年,于四川理番(今理具)作战牺牲。
张子义(1904—1936)河南商城人。一九○四年生。学生出身。 一九三○年参加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四军连长、营长、 红十二师三十四团团长、军部情报科科长。一九三六年,于四川荣经史扬场作战牺牲。
刘汉雄(1913—1936)河南商城人。一九一三年生。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二七三团政治委员。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于甘肃环县甜水堡战斗中牺牲。
张瑞田(1906—1936)河南商城人。一九○六年生。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红军。历任排长、副连长、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委员。一九三四年, 任红三十一军党务委员会书记。一九三六年,任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九团政治委员。同年十一月,于甘肃环县甜水堡战斗中牺牲。
彭瑞珍(1912—1936)又名瑞均。河南商城人。一九一二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一 九三○年参加红军。历任通信员、通信班长、排长、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一九三五年五月,参加长征。九月,任红四军十师政治部主任。一九三六年十月,任红十一师政治部主任。同年十一月,在甘肃环县萌城战斗中牺牲。
廖赤见(1915—1936)原名肇见。女。一九一五年生于河南商城。一九二九年入学就读,参加童子团,任大队长。一九三○年春, 任赤南县苏维埃政府新剧团负责人。同年秋,任红一军政治部宣传队队长。 一九三一年冬,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妇女宣传队队长。一九三二年加入共产 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五月转入中国共产党。七月,任少共川陕省委青妇 部副部长、少共省委常委。一九三五年初,任川陕省苏维埃工农剧团第一团政治指导员。五月,参加长征。一九三六年十月,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十月下旬,西渡黄河。同年底,率剧团前往永昌二十里铺为红九军部队慰问演出途中遭遇强敌,于战斗中牺牲。
张易元(1902—1936)河南商城人。一九○二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三○年参加革命。曾任红四方面军九军教导师供给部政治委员。一九三六年,于甘肃作战牺牲。
徐其坤(1911—1936)河南商城人。一九一一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三一年参加红军。曾任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五团政治处主任。一九三五年五月,参加长征。一九三六年,于甘肃作战牺牲。
冯伦奎(1909——1937)河南商城人。一九○九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三○年参加红军。曾任红三十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八十九师二六九团政治处主任、 二六七团政治处主任。一九三七年二月,于甘肃临泽倪家营子战斗中牺牲。
叶永松(1898—1937)河南商城人。一八九八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三○年参加革命。曾任红四方面军四军十一师经理处科长,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供给部 长、政治委员。一九三七年三月,于甘肃临泽作战牺牲。
汪光恩(1915—1937)河南商城人。一九一五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三一年参加红军。曾任红三十军供给部军械科科长。一九三七年三月,于甘肃临泽梨园口作战牺牲。
汪迺荣(1912—1937)河南商城人。一九一二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九年参加革命。曾任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政治处主任、红三十军政治部地方工作科科长。一九三七年三月,于甘肃临泽作战牺牲。
杨朝礼(?—1937)河南商城人。贫农出身。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三○年八月参加红军。曾任共青团商城县委书记、红一军团政治委员。参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四次反“围剿”作战。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随部西征入川。一九三三年七月,任红三十一军九十二师政治委员。一九三五年五月,参加强渡嘉陵江战役。六月,任红九军二十七师政治委员。一九三六年十月,任红九军二十五师政治委员。奉命西渡黄河。一九三七年三月,于甘肃临泽梨园口作战牺牲。
陈佟矩(1908—1937)河南商城人。一九○八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三○年参加红军。曾任红九军二十七师政治委员。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西征入川,参加创建川陕革命根据的斗争和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作战。一九三五年五 月,参加长征。一九三七年春,于甘肃西部作战牺牲。
刘发意(1908—1937)河南商城人。一九○八年生。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方面军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政治委员、抗日军政大学科政治委员。一九三七年,于陕西延安病故。
似曾相识否 2022-7-4 08:52
酷刑折磨周维炯
    红4军第11师师长周维炯,在白雀园火神庙的刑法室受到了酷刑折磨。他被赤裸着上身吊在梁上,由几个打手站在凳子上,把烧着辣椒面的火盆端到他鼻子底下,另有一个人用扇子扇风。热辣的气味升腾起来,呛得周维炯剧烈地咳嗽着,以至于整个身子激烈地挣扎着。
    待周维炯苏醒过来,保卫局的一个干部对他说道:“周维炯,这辣椒面的味道不好受吧?还是老老实实招供嘛,还有哪些人是改组派第三党?”
    周维炯感到无比的愤恨和痛苦,他的眼里喷着怒火,从喉咙里使劲地发出一声大吼:“张国焘,我**奶奶!”
    保卫局那个干部气急败坏地下令:“快放下他,给他十指钉钉!”
    四五个执行人员一拥而上,放下遍体是伤的周维炯,按住其双臂,将削好的竹钉钉进他的指尖中,再用锤子一下下打砸着......
    刑讯逼供是普遍的,张国焘部下所使用的刑是五花八门的,有50种之多,令人毛骨悚然。如火铲烙身、滚油烫背、摊在门板上手脚钉钉、枪条捅肛门等等。凡是受到刑讯的人,十有八九打熬不过,只求速死,情愿承认自己是“改组派”的人还得招供“同党”,所招的都是周围的熟悉人员。各级政治保卫局再根据口供抓人,抓来的人犯依然实行刑讯,如此轮着进行。
    与凭口供抓人相比,更有甚者是用镜子“相人”。在红4军10师28团,由保卫局十几个干部站在全团的队列前面,其中一人拿着一面大镜子。之后,每个红军战士被迫看着镜子走过去,而保卫局的干部站在一旁紧张地望着,只要从镜子里看出哪个人有异样神情,手一指,马上把他拖出绑上双臂。这样,一个连队就有20多人被相出是“改组派”。
    还有连队突然奉命集合,由匆匆赶来的保卫局干部拿着花名册,站在队列前训话,训完话后照册点名,点一个抓一个,只十几分钟就捆起来几十个人。
    随着10月下旬张国焘在军区党委联席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陈昌浩在彭杨军政大学的报告,在红4军大规模杀戮的活动进入了高潮。
    根据党史及有关资料,白雀园大肃反时,红4军各师10个团的1.2万多人中,被害的班以上干部超过了3000人。其中军级干部17人、师级干部35人、团级干部44人......
    到了最后,连徐向前也在被怀疑之列,为了整他的材料,保卫局瞒着这位红4军军长,把他的妻子程训抓起来,当做“改组派”分子秘密杀掉。只是张国焘讲过“徐向前是很能打仗的,这个人动不得”的话,徐向前才躲过一劫。
    由于对地方干部杀戮过多,大多数地方党政领导机关一度陷入无人过问的瘫痪状态。在第四次反围剿的紧张阶段,敌人已经逼到黄安外围,还没有一个群众自动向红军报告军情,致使红军的作战处于被动状态。这些危害,是导致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

白雀园肃反
2009/10/15 发帖于:中国历史   
 张国焘在鄂豫皖屠杀了数以千计的中共党员、干部和无法统计的群众。为了掩盖这一血腥罪行,他于11月25日给临时中央写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国焘报告苏区发展经过及肃反胜利原因》的报告。他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党和红军作了颠倒黑白的污蔑:“这一苏区整个说来,长期执行了非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党内充满了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商人和高利贷者,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他说黄麻地区党坚持武装斗争创建红军的革命活动是“采取了土匪行为的政策,经过了烧杀、苦战、立三路线,以致与真正土匪之分化”而形成起来的。污蔑商城的共产党员“实是国民党左派”,“脚踏两只船”,“成则为工农革命之英雄,败则摇身一变而为国民党”,“始终与改组派联系着”。污蔑六、霍、寿县等处的党组织始终是地主富农分子占绝对优势,“皖西反革命之特别多,几乎各级指导机关充满了反革命“。在报告中,他还吹嘘这一杀人如麻的“肃反比富田事变所得经验还大,可以为全党的教训,特别是整个苏区可以利用这一经验。”
 受骗于张国焘的临时中央却于11月3日致信鄂豫皖中央分局:“中央完全同意关于反对4军领导干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肃清反革命派的工作,必须坚决的进行。”1932年2月28日,临时中央又指示皖西北中心县委:“研究和学习鄂豫皖肃反的经验与教训,广泛地在党内党外宣传反革命的一切破坏革命的阴谋与罪恶,要成为你们目前一切工作进行中的不可分离的工作。”
 1931年9月开始的以白雀园为中心的大“肃反”,是张国焘借推行王明宗派主义肃反政策,达到剪除异己,实现其军阀主义个人独裁统治目的的,“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国革命史上一次极为惨痛的教训!
 1931年9月,张国焘亲自主持的白雀园大“肃反”,被冤杀的干部战士,据全国解放后编写的有关资料估计,总数约在2500人以上,不知名姓的地方干部和群众被冤杀的,就更不知有多少!被以阶级异己分子清洗和杀害的知识分子,谁也说不清有多少,被以肃反手段残害的人有多少,至今也无法精确统计。
 张国焘“借口肃反排除异己,对不少优秀的领导干部进行了罪恶的宗派主义的打击。此后,张国焘的军阀主义领导,便在鄂豫皖区红军中逐步占了统治地位。”(注:徐向前《鄂豫皖红军的反围攻斗争》。)
                  
白雀园大肃反
    1931年9月中旬,根据中央分局的命令,红4军4个师全部移住光山县的白雀园。13日,张国焘带病与沈泽民等人从新集赶来,主持这场“全力肃清红4军中之改组派反革命及整顿4军”的大规模肃反运动。
    这时候,原任红4军政委的曾中生完全“靠边站”,军长徐向前只能过问军事,全军的肃反由陈昌浩抓在手里。
    9月14日下午,由张国焘主持在第10师师部驻地召开重要会议。会上,按照张国焘、沈泽民等人制定的肃反原则,肃反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都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都要审查;三是青年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最容易与改组派、第三党发生联系,必定要审查。
    肃反的方法:一是从开展两条路线斗争中去寻找改组派的反革命线索;二是实行以刑讯逼供的审讯方式,对“犯人”施行各种肉刑和变相肉刑;三是组织群众性的“斗争会”,形成审讯形式。
    张国焘等人考虑到了红4军指战员可能会武装反抗这次肃反的问题,决定将各师、各团、各营为单位拆散进行混编。这一混编使得部队全被打乱了,营以上干部也全部调动。从9月13日起,红4军和地方红军系统的高级干部中又有上百人被捕。
    在白雀园的火神庙,张国焘亲自主持了“审判”许继慎的法庭。
    被折磨得浑身是伤的许继慎被带到审讯室后,万分愤慨地质问张国焘:“张主席,曾扩情派人送信,是敌人使出的离间计,你们连这都看不出来?”
    张国焘冷笑着说:“告诉你吧,根据我们掌握到的材料,已获悉你与消方、潘皈佛、周维炯、高建计等九人组成改组派军事委员会,企图利用红4军南下作战的机会,9月15日在武穴组织暴动,投降国民党。”
    许继慎痛心至极地斥责着:“国民党特务的阴谋诡计,你张主席居然深信不疑,看来,我是死定了!”他说到这里,忽然以一种罕见的从容坚定地说道:“作为一个从宣誓这天起,就立志忠效于党的共产党员,为着党的事业,我还是请求中央分局认真审查加在我头上的那些不实罪名,甄清是非!”
    张国焘非但不为所动,反而恼羞成怒地说道:“我们知道,改组派和第三党都是极其狡诈的,你许继慎来这一套编不了我们,让刑罚来对付你吧!”
“我们略施小计,你们便杀了许继慎”
  许继慎,原名许绍周,字谨生,安徽省六安县人,1901年出生。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起任叶挺独立团营长、团长,参加北伐战争,屡建战功。1927年到中共中央军委机关工作。1930年春被派到鄂豫皖地区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长。1931年1月,第一军和第十五军合编为第四军,他任11师师长,率部参加反“围剿”的多次战斗,战功卓越,威震敌胆。
  当时蒋介石既要进剿江西中央苏区,又怕长江北岸红军的继续进攻,顾此失彼,难以应付,便采用“反间计”破坏红军。蒋介石指使特务头子曾扩情制造了一个离间红军高级干部的阴谋。曾扩情借口与许继慎在黄埔军校同学的关系,给许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对许继慎投奔国民党一事表示欢迎(这是敌捏捍造的),叫许于8 月某日把部队带到武穴投降,在那里扯起青天白日旗作标志;还说蒋校长将任命许继慎为某某军的军长,赏光洋十万元等等。
  许继慎接到这封信后,立即将信和送信人一起押到军部。军长徐向前,政委曾中生分析敌人来信后,徐向前说:“根据许继慎的一贯表现,不会有什么问题,完全是敌人施行破坏红军的阴谋。”
  曾中生说:“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将送信人和信一起送交分局处理。”
  “好,就这样办。”徐向前说。
这时,张国焘已经在留守的红军中开始了“肃反”运动。他见到此信后,便以此为依据,制造出许继慎等要把部队拉到长江边投降蒋介石的所谓“全盘反革命计划”。
张国焘与许继慎相识在大革命时期。当时张国焘是中共中央领导人,许继慎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南昌起义前,许继慎在讨伐夏斗寅的战斗中负了重伤,正在九江。当时负责中央疏散工作的张国焘、周恩来认为,许继慎等重伤人员不能参加南昌起义,决定让许继慎去上海疗养。当张国焘前往南昌时,在九江见到许继慎,要他往上海去医治。那时,张国焘对许继慎的印象是:“一个才华毕露的军人,爱谈政治。”
张国焘与许继慎之间关系的紧张,始于1931年张国焘赴鄂豫皖根据地之后。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当他到达皖西根据地地首府金家寨时,许继慎曾派政治部主任到金家来见他,并转达许继慎的三点意见:一是许继慎不满沈泽民;二是许继慎不满旷继勋;三是许继慎有取旷而代之的野心。他再三问明来人(黄同志),知道这些话确系许继慎要他讲的之后,颇为生气,认为许继慎充分表现了军阀主义的倾向,非予以纠正不可。(传话一事是否属实,尚待研究。)
在张国焘到鄂豫皖之前,这里已有肃反扩大化现象。中央分局成立后,不仅对这种错误予以认可,而且使得肃反扩大化进一步发展。
1931年3月,在破获AB团大案后,许继慎被牵扯进来。这时又发生敌人来信策反的事件。
  1931年9月13日,张国焘对陈昌浩说:“你乘飞机(红军中唯一的一架飞机)到麻埠,向部队宣布撤销曾中生红四军政委的职务。”
  “是。”陈昌浩说。
  张国焘接着又说:“先将许继慎等人抓起来再说。”就这样,一批师以上的干部被抓了起来。
  9月底,红四军移往河南光山县白雀园,张国焘从新集赶到这里,指挥了对红四军的大屠杀。
身陷囹圄的许继慎,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亲手交出去的“策反信”,竟然会成为张国焘杀害自己的“罪证”;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忠言直谏会使自己成为张国焘枪口下的冤魂。他急盼中央来人调查处理,洗去冤屈,让自己尽快返回杀敌的战场。
  张国焘下令组成了“革命法庭”和“肃反委员会”,于1931年11月中旬,在白崔园火星庙召开了公审“许继慎大会”。被打得遍体鳞伤的许继慎,被人用担架抬到了会上。
  张国焘在大会上当众宣布了许继慎的种种“罪状”:第三党,投降蒋介石;对抗分局领导;不服从命令;组织反革命委员会,阴谋9月15日暴动……并宣布对许继慎判处死刑。
  “许继慎,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张国焘气势凶凶地说。
  “诬篾,统统是诬篾。假的,统统是假的!我对党、对革命问心无愧。我一生经历了几十次战斗,用鲜血和生命创建了红一军,扩大了鄂豫皖根据地,这些足以证明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红白忠奸,历史自有公论。我想信,总有一天党人民是会给我正确结论的。”许继慎发出了他最后的声音。
  “人民?”张国焘冷笑着说,“现在就是人民对你的判决!”
  “你代表不了人民!你将是人民的叛徒!”许继慎说话的声音已经很微弱,但不少人还是听清了他的这句话。
  张国焘慑于许继慎在红四军的威望,不敢公开杀害他。白雀园“公审”后,张国焘又将许继慎押回新集,关押在政治部保卫局的禁闭室里,进行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
  不久,张国焘下令保卫局人员夜间用绳子将许继慎活活勒死,然后将他的遗体偷偷埋在城西大山里。年仅30岁的许继慎含冤而去。
张国焘曾把审讯许继慎的假供词刊在“红旗周报”上,连策反的制造者,国民党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曾扩情见到后也为之大吃一惊。抗日时期,另一位当了国民党大员的黄埔一期生冷欣,在苏北对陈毅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便杀了许继慎。”
似曾相识否 2022-7-4 08:52
张永:鄂豫皖苏区肃反问题新探
            2013/2/4   发帖于:中国历史 发布时间:2012-09-10  作者:张永
提要:除了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和沈泽民、陈昌浩等的“左倾”教条,鄂豫皖肃反发生原因至少应补充三点:一,当时鄂豫皖红军中确实存在严重的纪律问题,需要大力整肃;二,1930年代初政治派系极为复杂,斗争残酷,真假难辨,容易诱发冤案;三,红四军干部在南下行动中对抗中央分局,违反了“党指挥枪”原则。红四军白雀园肃反被杀人数不是2500人,约有800人作为反革命组织成员被捕,其中小部分人被杀,另外有超过1500人作为富农等阶级异己分子被驱逐出红军。中下级干部在肃反扩大化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鄂豫皖、肃反、纪律、被杀人数、中下级干部
发生于1931年秋冬的肃反是鄂豫皖苏区史上的重大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姜义华《论一九三一年鄂豫皖苏区的“肃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3期)、郭煜中《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经验及其恶果》(《安徽史学》1987年3期)、敏志《张国焘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错误“肃反”》(《江淮文史》1994年3期)等。关于肃反发生的原因,相关著述大致归结为两点:一,张国焘的个人野心;二、沈泽民、陈昌浩等的“左倾”教条。
笔者认为,上述两点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但是还不够全面,遗漏了不少重要的历史内容,这等于是把丰富、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在研读相关原始材料时,笔者发现,当年的历史要复杂得多,关于肃反发生原因,至少还应补充三点:一,当时鄂豫皖红军中确实存在严重的纪律问题,需要大力整肃;二,1930年代初政治派系极为复杂,斗争残酷,真假难辨,容易诱发冤案;三,这是最重要的,红四军干部在南下行动中对抗中央分局,违反了党和红军的最根本的组织原则--“党指挥枪”。
关于红四军白雀园肃反被杀人数,笔者认为以往存在着对史料的误读。相关著述多认为被杀者有2500人,实际情况是:约有800人作为反革命组织成员被捕,可能只有其中小部分人被处决,而另外有超过1500人作为富农等阶级异己分子被驱逐出红军,当时并未被杀。此外,肃反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扩大化,这不应仅归因于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等高级干部,中下级干部在其中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本文不是对鄂豫皖苏区肃反的全面研究,而是在一些重要方面进行了几点新的探索,这些探索使笔者对1931年初六届四中全会后上台的留苏派在严密党组织和红军正规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有了新的认识。
一、 当时鄂豫皖红军中确实存在严重纪律问题,需要大力整肃
鄂豫皖红军的诞生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不象中央红军那样包含有秋收起义、南昌起义中共产党领导的正规部队,而是几乎完全由农村游击队发展而来的,带有相当浓厚的传统农民起义军的缺点,要把这样的农民队伍建设和改造成一支纪律严明的革命军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几乎难以避免地包含一个相当残酷的阶段。
当1931年4月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进入鄂豫皖苏区建立中央分局时,鄂豫皖红军主力已经由几支分散的游击队发展为红四军,辖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师和彭杨军校。军长旷继勋(后改徐向前),政委曾中生。各师师长分别是刘英、周维炯、许继慎和徐向前,彭杨学校校长蔡申熙。红四军虽然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在正规化建设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仍然存在严重的纪律问题,特别让人震惊的是存在相当多的诱奸甚至强奸妇女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存在于很多高级干部,这时的鄂豫皖红军很难说是合格的红军。
皖西领导人方英在1931年7月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旷继勋和中生在河口命令地方党部布置路线,准备找六个女子共同分配,但因种种原因,中生的事幸没有完成。在扩大会时,泽民同志提议组织’审查此问题‘,在常委中虽然收集了很大材料,但国焘同志不同意此种小题大做,所以没有通过。红军与苏维埃尚未有建立亲密的联系,以为苏维埃是红军招待所,尤其对于妇女的关系恶化非常。四军到麻埠时有七区一个十六七岁少女被红军强奸,十二师卅六团到霍山朱[诸]佛庵要苏维埃主席把他们布置路线,也发生强奸少共青团员事件。红军南下时,到各处都有强奸事发生,还有少数女子心为拥护红军是解决性的问题,是唯一要务。自动把慰劳红军的妇女分配给团长、参谋长睡觉。” 事实上,这种风气在鄂豫皖苏区由来已久,地方干部中早就存在同样的问题,何玉琳在1929年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提到:“安、麻、陂、光党里负责人除最少数外,约有四分之三的多数,总与数十、数百女人发生性的关系,因此养成进步妇女向堕落、腐化、浪漫方面走”。
从上面材料可以看到,红四军还带有明显的传统农民起义军的缺点,带有野蛮落后的印记,即使象曾中生、旷继勋这样的红军高级领导人,也难免在对待妇女上存在问题。当年的革命者多有些“英雄”气概,有些人比如师长许继慎就认为“爱好醇酒美人,乃是英雄本色”, 高级干部如此,下级干部和士兵的纪律就更难以保证了,红四军当时还远达不到一支纪律严明的革命军队的标准。沈泽民在1931年6月扩大会议上就准备展开斗争,倒是张国焘更老练一些,大概觉得下车伊始,不宜马上斗争当地干部。但中央分局扩大会议的决议中还是明确提出:“扩大会议特别指出一部分红军干部及战士对妇女的不正确的关系是极严重的错误行为,这种行为要引导到红军脱离群众,应当严格纠正,并且指出党的组织特别是红军中负责同志,对于这种行为不加纠正,是政治上的严重错误,以后同志中犯此错误者,应照行党的纪律范围以外的制裁。” 在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总结报告中再次提出:“反对不正确的*关系,对妇女的昏乱行为,特别是红军中负责同志首先改正去影响士兵。”
不仅如此,鄂豫皖红军的有些部队是收编民团、土匪、帮会等发展而来的,成分极其复杂,组织结构上深受帮会影响,纪律更难改善。特别是皖西红军三十二、三十三师,一度几乎脱离了党的领导,上级委派担任师委书记、党代表的徐子清、徐其虚、戴亢君三名高级干部先后被擅自杀害。1929年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报告中提到:“三十二师是由民团拖出来的几十支枪及农民收缴土匪所埋藏的枪支二十余支”,“成份流氓分子太多,政治工作可以说没有做,对外影响不太好,很多农民说他是土匪”。 六安县委的报告中也提到:“三十三师的军纪是不大好的,尤其是这次[打]英山、霍山为最坏,差不多形同土匪。”
1930年鄂豫边特委《关于商城三十二、三十三师的报告中》提到:“商城方面,过去青红帮的组织很多,因此党内多参有帮的组织,同时各种份子异常杂紊,因此组织都不健全”,“一切不纯的份子如红帮内份子都在党内军内负重要责任,一般同志的地位思想和地方观念充满党内,前次解决徐□□,二次解决戴□□(三十二师党代表,商,同志),都是这些份子的这些观念的造成,王子渥、徐澜亭、徐泉、崔海峰、崔德伟等不经组织决定,不令旁人知道秘密解决的,因此弄得一般同志人人自危,谈话,开会,做事,都是相互留心,猜疑敷衍。”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也提到:当三十一师与三十二师第一次会合以后,由于三十二师“以前发生过枪杀特委委员的事,我们也有顾虑,晚上睡觉枕着枪,以防意外”,“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发现二师的同志不辞而别了。他们有戒心,也不奇怪。”
1930年1月在商城又发生八名主要党领导人被迫出走的严重事件。1929年12月25日三十二师攻下商城后,中央巡视员郭树勋和中央派来当师长的刘英等来到商城,准备整编三十二师、调原师长周维炯到上海受训、改由刘英担任师长。不料在会议中,参与杀害二徐及戴的李梯云、王泽渥、徐乾等极力煽动阻挠,控制会议,气氛极为紧张。会议期间,县委书记孔文彬接到秘密报告:“李梯云、王泽渥、周维炯等已开会几次,说我们都是第三党,信阳中心县委也是第三党,决定马上扣留解决我们”。结果,中央巡视员郭树勋、师委书记郭天民、师长刘英、县委书记孔文彬、党代表吴荆赤、政治部主任李荣桂、九十八团党代表王子良、九十七团党代表金佛广等八人连夜出逃。
中央巡视员郭树勋出逃以后,在1930年2月关于商城三十二师的报告中提到:师委常委“刘殿元(一九二八年从苏联回国)同志,现在工作非常不好,英雄思想很浓厚,总想带兵。上一次交一个中队给他指挥,他又随意退却,影响整个阵线;在农村诱奸农村妇女,士兵非常不满意,因为士兵犯了受处分,上级犯了,一点处分也没有”。“司令部闹得乌烟瘴气,是他吞烟吐雾的地方,红军中吸食大烟真是奇怪现象;一般流氓在司令部自由往来,戏子成天挂着红军徽章在到处耀武扬威”。“我以后参加了军队中许多支部、小组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中,知道党在军队中没有影响,同志比群众还落伍些,当攻下商城的时候,同志为着抢东西互相打架,有的把金钱带回家去,甚至有许多因为暴富了,脱离队伍放弃革命了,这主要的是没有建立起党的政治影响和树立党的纪律。”
 从1931年9月开始的,张国焘亲自主持的,以“肃反”为借口,达到排斥异己,实现军阀主义个人统治目的的大“肃反”,杀害了大批红军和地方的为创建鄂豫皖红军和根据地的干部,严重地削弱了党和红军的战斗力;杀害一大批经过战争考验,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红军将领和中下级军官,使红军的作战指挥能力和军事理论水平大大下降;杀害一大批地方干部和群众,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降低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清洗并杀害大批知识分子,使党的理论水平和政策研究水平日益低下,使红军的智力结构发生极其严重的恶劣变化;实行大规模的清洗政策,把那些出身不好,而革命又最早、最坚决的好同志清洗出革命队伍,极大地削弱了党和红军的力量;实行不给富农经济出路,不给地主以生活出路,扩大了根据地的不安定因素;实行过左的土地政策和不正确的阶级划分,侵犯了中农的利益,使中农发生动摇,使贫农、雇农孤军奋战。这一大“肃反”,也极大地助长了张国焘的军阀主义领导和党内随声附和、盲目服从的不良风气,使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组织干部政策受到极大破坏。所有这些,都无疑地种下了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的祸根。
似曾相识否 2022-7-4 08:51
黄文治:陈明义1983年谈鄂豫皖苏区大肃反
               发布时间:2013-11-22  作者:黄文治
  关于鄂豫皖苏区的大“肃反”,不少曾经的革命亲历者都有谈话录或者回忆录问世,笔者亦收集不少。其中,陈明义谈的内容应该算是比较突出的。
  陈明义其人,1917-2002,河南省商城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河南商城县儿童团大队长,六霍县独立营政治委员,川陕省政治保卫局侦察队队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作战参谋。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作战参谋,太行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先遣支队参谋长,新编第四旅参谋长,冀南军区第五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冀鲁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副司令员,冀南军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豫皖苏军区参谋长,第二野战军十八军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进藏后方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陈明义《关于一九三一年鄂豫皖苏区肃反问题的回忆和看法》一文集中谈的是鄂豫皖苏区的整体肃反问题,属于采访记录稿。采访者是六安党史办的周进、鲍劲夫两位先生。这篇谈话录整理稿,1985年曾以《鄂豫皖“肃反”》(作者陈明义)之名字收录到革命回忆录《立夏节烽火续集一》(中共金寨县党史办公室编)一书中,遗憾的是,其间很多精彩、要害性的语言被删除、裁剪。
  比如讲到豫南、皖西北肃反时,陈明义强调:“军队师、团、营各级领导及英山、商城、霍山、霍邱、六安等县的领导同志被杀害的就更多了。象割韭菜似的,割了好几茬。”
  比如讲到保卫局审讯时,陈明义强调:“我在保卫局工作期间,亲眼看到在‘肃反’审讯中施行灌辣椒水,吊打等多种酷刑,完全搞的是逼供信那一套,各级保卫局都搞。上到省保卫局,下至县保卫局。”
  此种被删除、裁剪的例子至少还有两处。有些关键的语言段落,就笔者的理解是不能够简单删除和裁剪的。原谈话录整理稿见附录,错漏地方做了校订,以飨读者:
  附录:《陈明义关于一九三一年鄂豫皖苏区肃反问题的回忆和看法》
  访问:周进、鲍劲夫  整理:周进、鲍劲夫
  时间:1983年4月4日  录入:黄文治  校订:黄文治
  一九三一年冬,皖西北特委改为皖西北道委。机关驻在麻埠镇。我就是在这时调到皖西北道委保卫局工作的。当时,道委机关有四大单位。道委会,苏维埃政府,军分区和保卫局。保卫局下面设侦察科、审讯科、执行科、保管科和一个保卫营(辖三个连)及一个男、女分开的看守队。保卫局长王建南、侦察科长丁武选、审讯科长傅绍堂,执行科长X X X、保管科长余一文、保卫营长余寿纯。
  保卫局长王建南是黄陂人,窑匠出身,一九三一年秋,由鄂豫皖省保卫局派来皖西北。他的前任局长曾泽民、曾任商城县委书记,是个知识分子,出身子小地主家庭。王建南认为此人不可靠,不久在“肃反”中把他杀害。当时的保卫局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个独立系统,权力很大,认为谁是“改组派”、“第三党”、“AB团”、“反革命”即可逮捕或者杀害。以上将的是皖西北道区保卫局的组织机构及其权力概况,这是第一问题。
  第二个问题,谈一下鄂豫皖根据地一九三一年大“肃反”的情况:
  一、肃反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一)是在当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时期进行的。四中全会名义上是打着反“立三路线”和“调和路线”的旗帜,为纠正党内“左”的倾向而召开的,但实质却是一次“反右倾”的会。不仅“左”的倾向没有纠正,相反比立三路线更“左”,“左”得没有办法再“左”了。
  (二)是在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后发生的。张国焘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下旬由中央派到鄂豫皖苏区。来后,他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极力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对鄂豫皖苏区的党和红军横加指责。他的错误言行,一开始就遭到当地许多同志的反对。因而,张国焘对这些干部很不满意。他认为商城、六安、金家寨等皖西北地区虽是在搞革命,但革命不彻底。正如他在回忆录里所记述的:“这里没有赤白区的明显对立,离金家寨愈远,苏维埃的色彩愈淡”。他把所谓革命不彻底的原因归答于许继慎(六安人)“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影响。因此,他对原鄂豫皖苏区相当多的领导干部不信任,尤其对皖西象许继慎等出身于本地的领导干部更不信任。张国焘借用了六安当地一句俗话,“金麻埠,银独山、苏家埠好比金銮殿”,说许继慎想到苏家埠做皇上,故对许继慎等领导同志很不放心,把他们当成对他实现独揽大权的主要障碍。
(三)把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当成敌我矛盾。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等人,在鄂豫皖苏区,处处以钦差大臣自居。(到了)不久,便和原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会主席曾中生和徐向前、许继慎以及军内、地方上相当一部分领导同志,对根据地建设及政策,尤其对军事行动方针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当时根据敌人对中央苏区采取攻势,对鄂豫皖苏区采取守势的情况,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等多数领导同志认为红军应向外发展,不应老呆在根据地里。向外发展,既可能恢复蕲春、黄梅、广济根据地,解决物资、经济、生活等方面的困难,又可大大牵制敌人,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但张国焘坚决反对。后经激烈争论,在多数领导人的坚持下,张国焘才勉强同意,除留一部分部队在商城、商光一线和皖西活动外,主力出英山。当红四军南下时,在出击的方向上和张国焘又发生了分歧。
曾中生、徐向前和许继慎等同志的意见是:占领英山后,应立即出蕲(春)、黄(梅)广(济)来恢复原红十五军的根据地,并使其同鄂豫皖边区连成一片;同时,出击武穴,威胁武汉,更有力地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而张国焘却主张占领英山后,出潜(山)、太(湖)、进攻安庆,威胁南京以配合反“围剿”。这显然是孤军深入的冒险行动。红四军领导根据实战情况,坚持出蕲、黄、广的正确主张,并将行动计划报告了分局。结果打了胜仗。消灭了大量的敌人,活捉了敌旅长王光宗,占领了浠水、罗田、广济等城镇,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尽管如此,红四军的领导同志却被张国焘以红四军有“反分局的暗流”、“不执行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命令”、“重复立三路线”等等罪名,而受到批评、斗争、甚至撤职的处分。随后,问题逐步升级,竞诬称红四军南下时,许继慎伙同熊受喧等人“有准备把部队拉到长江边投降蒋介石”的“全盘计划”。从而,把军事行动上不同意见的争论与“反革命”问颞混在一起。
  一九三一年九月初,当部队南下胜利后在鸡鸣河开会时,蒋介石企图瓦解我们革命队伍,派反动分子柏良的胞弟给许继慎送来一封信。信的大意是让许把部队带到黄岗地区,整编为一个军,委任许继慎做军长,并发饷三十万。许继慎当即把来人和信一起送到军部。四军领导徐向前、曾中生和许继慎都是黄埔军校的先后同学,又是一起战斗多年的战友,他们对许继慎是了解的。深知他为人正直,对党忠波,很有指挥作战的才能。一九三O年由中央派来鄂豫皖苏区不久,成立红一军,把红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统一起来,打了金家寨,霍山等地,消灭了土匪包刚,扩大了豫南、皖西苏区,一九三一年初组建红四军,他先后任该军十一、十二师师长,立下了不少战功,在广大干部、战士中威信很高。因此,徐向前、曾中生看信后,认为这是敌人搞的离间计,立刻将来人和信件一并送交分局。但张国焘为了排斥打击持不同意见的人,从而达到独揽大权的目的,就借机说许继慎和蒋介石有勾结,是“反革命”,责令陈昌浩将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等红四军中的领导同志逮捕。从一九三一年十月起,在河南光山县的白雀园开始了“肃反”运动。
  (四)莫斯科“肃托”的影响,斯大林在苏联“肃托”搞的很厉害。凡同意拥护他主张的就是布尔什维克,不同意的就是托洛茨基分子,不少人被搞掉了。我们党到苏联留学的一些同志,把苏联“肃托”的那套搬到中国,其实当时红军中许多同志连托洛茨基这个名字都不知道,哪来托洛茨基?完全是照抄照搬苏联“肃托”的做法。
  以上四条,国内原因三条,国际原因一条,我认为肃反就是这几方面来的。
  二、必须明确当时党内、军内、苏维埃内的“肃反”是个冤、假、错案,与社会上的镇反(即肃反)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我们应严格区别。社会上的镇反,是革命人民起来打土豪劣绅、恶霸地主是正确的,不能也认为是错误的。但在“左”倾政策的影响下,多杀了一些人,有的地方也存在着扩大化的问题,可那是革命初期,是很难避免的。
三、张国焘在党内、军内、苏维埃内搞大“肃反”,是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和出于他个人野心所导致的恶果。他从一九三一年在鄂豫皖的大“肃反”及以后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内部“肃反”,杀了不少好同志,在白雀园就杀害了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肖方、李荣桂等红四军的很多领导同志;同时在皖西北等地先后杀害了方英、陈奇、毛正初、徐百川、戴季伦、戴克敏、吴保才等同志。军队师、团、营各级领导及英山、商城、霍山、霍邱、六安等县的领导同志被杀害的就更多了。象割韭菜似的,割了好几茬。他们任意罗织罪名,说许继慎是“第三党”、熊受暄是“A B团”、周维炯是“改组派”。还说有什么“吃喝委员会”,是个“反革命外围组织”。到底啥叫“吃喝委员会”?我们的同志也闹不清。记得打下正阳关时,有的同志进城后,约了几个人一道下馆子,回来就被抓起来,说他们是“吃喝委员会”,同下馆子的人都脱不了手,一起被杀掉了。
四、我在保卫局工作期间,亲眼看到在“肃反”审讯中施行灌辣椒水,吊打等多种酷刑,完全搞的是逼供信那一套,各级保卫局都搞。上到省保卫局,下至县保卫局。有个活生生的事例:我们商城县少共书记漆先昂(现名漆先棣,该同志一九二九年曾参加商南暴动),以后调英山任少共县委书记。一九三一年冬,说他是“改组派”,从英山抓到道委保卫局,经过逼供信,苦打成招,把他和那些待杀的人关在一间屋里。一九三二年春节前后的一天夜里,他们想到反正是死,因此,趁哨兵瞌睡之机,推倒哨兵破门而逃。身体弱的没跑掉,抓回来统统杀了,跑掉的几个人中就有漆先昂。
他逃到外地混了十几年,于一九四九年又参加我军,后来部队搞政治运动,说他是阶级“异已”分子,把他转业到马鞍山林场工作。一九八0年我在安徽的芜湖见到他,了解了他的情况后,我向安徽省委组织部写了证明,反映了他那次逃跑的实际情况,说:“如果不逃出,也会遭到无辜杀害”。后来,组织上对他的这一历史问题平了反。
总之,当时“肃反”搞逼供信是上上、下下,军队、地方都盛行,苦打成招,互相株连,搞得人人自危。真正证据确凿的“改组派”、“第三党”、“AB团”,在党内、军内、苏维埃内我还没有见到过,这个问题,抗日战争国共合作时,国民党复兴社的头目冷欣,一次和陈老总交谈时,曾得意地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把许继慎杀了”。据我了解,解放后我们从敌伪档案和其他方面,还未发现和了解到敌人那时派有改组派、A B团、第三党在我内部进行破坏活动的有关材料。上述情况说明了大“肃反”中被杀害的同志,是我党的历史上一个大的冤、假、错案,使我们党遭受极大的损失。
  最后,我还要重复强调:必须把党内、军内、苏维埃内的“肃反”和社会上的镇压反革命区别开来,笼统地讲肃反错了、扩大化了是不对的。而党内、军内、苏维埃的“肃反”又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是我们党当时还不够成熟。加之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把党内斗争和敌我斗争混淆所致。但作为张国焘又是另一回事了。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必须很好地进一步分析和研究它。只有认真而实事求是的作历史地分析和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真正吸取历史的教训。
每当我回颐这段历史时,总不免对在鄂豫皖苏区大“肃反”及以后再川陕苏区的内部“肃反”中,以莫须有罪名逮捕杀害的先烈们产生一种怀念之情。他们是一批忠于党的优秀指挥员和战斗员。其中不少同志是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的鼓舞下,拿起武器,投身革命的老前辈。仅我知道的在鄂豫皖苏区就有:许继慎、周维炯、曹大俊、熊受喧、庞永俊、肖方、李荣桂、陈奇、方英、毛正初、徐百川、戴季伦、戴克敏、吴保才、王培吾、姜镜堂、廖业祺、关叔衣、柯柏园等,连徐向前同志的爱人程训宣同志也未能幸免。
以后在川陕苏区又有:旷继勋、曾中生、刘杞、余笃三、舒玉章、王振华、张逸民、杨白等同志。这些同志为创建鄂豫皖、川陕红军和根据地立下了很大功绩,并经受了革命斗争的考验,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们无愧是革命的坚强战士,党和人民的优秀儿女。
  今天,在党的十二大精神的指引下,对在当年内部“肃反”中被杀害的先烈们应给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其丰功业绩应彪炳史册,以励后人。
  (根据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陈明义一九八三年四月四日对安徽省六安地委党史办公室周进、鲍劲夫同志的谈话记录整理。)
     来源: 共识网 | 来源日期:2013-11 | 责任编辑:鲁南珞珈
为民服务 2015-2-28 09:02
仁兄过谦了
我性格更冷僻!太清高,但人人都承认我老实、磊落,不虚伪!你的好心提醒,我当铭记在心:好好教书,多写写山水文章,不要过问zz,you  konw!预祝您家元宵节阖家团聚,和和美美!我叫林志中,男,1963年生,在长竹园一中教语文。上来请到家作客!
老警察 2015-2-28 08:45
本人才疏学浅,性格冷僻,小农意识严重,就怕认识了以后给你抹黑,惭愧惭愧。闲暇之时能有机会为你斟酒一杯,乃荣幸耶!
为民服务 2015-2-27 12:09
您好,我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人!若不嫌弃,愿为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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