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颜色
本帖最后由 人在边缘 于 2013-12-19 14:47 编辑赵健雄
一 新画派：像太阳一样升起
1928—1936
华夏艺术传统源远流长，自成一个伟大的体系。只是近代以降，一是自身发展进入了难以逾越的瓶颈，二是国势衰弱，屡受西方列强欺辱，令人不能不从根子上反观与反省。
五四前后的西学东渐，同样影响到绘画等领域。一些搞艺术的年轻人，纷纷出国去留学，寻找先进的东西，试图用来改造陈旧因袭的传统，而巴黎成为那些热爱艺术的年轻人到西方去学习的首选。此时法国画坛本身正经历着一场变革与冲击，塞尚、马蒂斯、毕加索等现代主义大师声名鹊起。中国留学生也分成两派，以徐悲鸿为首，追随写实画风，认为“欲救中国目前之弊，必采欧洲写实主义”，而林风眠等人，则更多地接受了现代主义的浸染。这两种画风在西方有着时间上先后的顺序，但在中国留学生圈里，却是同时发生且针锋相对的绘画形式。
其实徐悲鸿的画也不能说是纯粹的写实主义，他采用了写实的表现手法，题材却已偏离其初衷。至于林风眠等霍普斯会成员，有人称他们持“谨慎的印象主义，有节制的浪漫主义，以及含混不清的象征主义”，事实上也回避了更加激进的达达与立体主义等，而且骨子里融合了中国传统的艺术思想（现代主义与东方艺术本来就有内在的关联）。
回国之后，彼此便形成艺术观点上明显的分野。
这是从纯粹艺术的层面上来看问题，如果与社会思潮和政治变革种种因素联系到一起，事情就变得很复杂。因为写实主义无疑看起来与“科学”更切合，而“科学与民主”正是五四的口号。这两拨人的命运也就因此埋下了伏笔。
蔡元培创办国立艺术院，请林风眠执掌，一些与他观点相近的画家追随而至，在杭州形成一个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艺术家群落。
教学之余，开展览、办杂志，弄得生机勃勃。
有人后来称他们是“新画派”，而他们自己办的杂志叫《亚波罗》，那是一群像太阳一样充满了热情、甚至自喻为太阳的年轻艺术家。
因为时势的缘故，这些艺术家后来命运多舛，其中不少历尽磨难，也有的默默无闻于世，而由他们培养出来的赵无极等人却成了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大画家。
他们还培养了另外一路红色艺术家，虽然看起来像是无意中得之，却合于某种内在的逻辑。
在两者之间与之外，一大批成为两岸艺术圈中坚力量的艺术家与艺术教育家都是从这里起步的。
1928 蔡元培：倡导美育 以代宗教（1）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鹤卿，汉族，浙江绍兴山阴县教育家、政治家。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
北伐时期，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他主持教育行政委员会、筹设中华民国大学院及中央研究院，主导教育及学术体制改革。1928年至1940年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贯彻对学术研究的主张。
曾两度游学欧洲，感受到了文艺复兴后的科学精神及法国大革命后的思潮。他把中国文化教育“从封建专制时代摆渡到民主自由时代”。
3月，国立艺术院成立，以杭州孤山罗苑为本部，设国画、西画、雕塑和图案4系及预科、研究部。林风眠任院长，林文铮任教务长，吴大?任西画系主任，潘天寿任国画系主任，李金发任雕塑系主任，刘既漂任图案系主任，法国人克罗多任研究部导师。
3月16日上课。
8月16日，由林风眠发起成立了艺术运动社，成员多为艺术院教师，也有些外面的画家如齐白石等，宗旨是“绝对的友谊为基础，团结艺术界的新力量，致力于艺术运动，促进东方新兴艺术”。他们办沙龙、开展览，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与周遭社会形成某种反衬。
也就在这个时候，南京政府撤销大学院，改为教育部，蔡元培离职，而原来在大学院下属艺术教育委员会挂名的林风眠与林文铮也就不再兼职，转而完?埋头于学校工作，并提出“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的口号。
10月1日，艺术院的学刊《阿波罗》问世，原为半月刊，第6期起改为月刊，第10期起改为双月刊，至1936年10月出至第19期后停刊。
对于当年艺术研究院的环境和学生境况，1928年春季班中国画系李寄僧（继生）印象中是这样的：
哈同花园的房子（即罗苑）办大学是不够的，所以又陆续租借附近的三贤祠、照胆台、苏白二公祠等地作为学院校舍。
照胆台是个破旧的关帝庙，修饰后作为临时男生宿舍，女生临时借用忠烈祠的余屋；三?祠有几间较大平房作为教室；苏白公祠除一间厨房外，大部分房子需修理；哈同花园房子只有花厅作为理论教室，其余是办公室、图书室、会议室、医疗室及校长室等。教职员自己解决住房。
学校分两个部分：一是大学部，一是研究部。限于当时条件，首先招收大学预科新生，先招收新生80余人。学制为5年（预科2年，正科3年）。学生须高中一年以上的学历才能应考，又是春季班，所以首届新生的人数不多，正式上课时学生仅56人。
开学时，全校职员19人，教授8人。当年条件差，设备也只能因陋就简。男生宿舍用水困难，洗澡无条件。热水每天?校工从数百米远的厨房挑来。早上洗面用的水还要作洗衣服等用途，不敢轻易倒掉。而厕所是临时搭的，宿舍地势低，潮气重，光线差。
学生负担很重，每学期学费25元，宿费10元，体育费1元，膳费每月7元，书籍及文具等自备。虽比私立学校少些，但每学期也需百元左右，那时油画的费用特别大，有的同学为了节约费用，常在一块油画布上反复重画。
而当时教授的月薪是300元，这个数目，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相当于10个小学校长的月工资，大约与100位底层劳动者月入总和相当。可以说决无衣食之忧，足以潜心教育。
本帖最后由 人在边缘 于 2013-12-19 14:47 编辑
1928 蔡元培：倡导美育 以代宗教（2）
1928年3月26日（这是名为《中国美术学院70年华》的校史上的说法，另有一种说法，以蔡元培给林风眠的一封信为证，指出应当是一周后的4月5日，即清明这天，姑存此说。过去不久的岁月就这样扑朔迷离，难怪有人要讲，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孩子），西湖白堤上桃红柳绿，美得让人感到有点不真实。这些日子，蔡元培在精神上难免郁闷和疲惫。北伐的硝烟仍未散尽，而当年一同从广东出发的革命军已分道扬镳，同室操戈。政治的血腥与不可捉摸，让他多少觉着无奈。
来杭前，蔡元培给林风眠写了一封信，告知行程，关照这位忘年交，将携全家同来，并借居于他的寓所，“被褥枕头等自行带来，请下一榻可也。”
国立艺术院10天前就如期开课了，名称之大与规模之小，也让人有不真实的感觉。眼下各地乃至各国请来的三十几位老师与前来就读的五十几位学生，汇聚一堂，有种温馨的气氛。尚未开学就闹起的学潮已经平息。一些宾客和记者，也来参加这场补行的开学典礼。
蔡元培多少有点儿激动，也有点儿伤感。
“以美育代宗教”是他这些年来逐渐形成的主张，但除了几个艺术家，应者寥寥。从10多年前起，大家就忙着社会革命和声讨旧文化，很少有人想一想，应当用什么东西来取而代之。
百废待兴，要做的事太多，教育和文化建设，相比之下就不那么急迫了。然而蔡却愿意把更多的心思花在这个上面。
自从接任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后（这个职位相当于教育部长，不久大学院正式改称教育部）他就忙着筹划这座国立艺术院，尽管并不顺利，架子还是搭起来了。
在众人的掌声中，蔡元培登台发表即席演说。
对于西方文明的理解，蔡元培与同时代那些人不尽一样。通常把五四精神的内核归结为追寻“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在他看来，至少还有一样重要的东西，甚至是更重要的东西，即“美育”。因此在演说中讲道：“人类有两种欲望：一是占有欲，一是创造欲。占有欲属于物质生活，为科学之事。创造欲为纯然无私的，归之于艺术。人人充满占有欲，社会必战争不已，紊乱不堪，故必有创作欲，艺术以为调剂，才能和平。”
这话的潜台词中，也许就埋藏着他对革命队伍中也会出现兄弟残杀的追究和诘问。
稍稍放大一些声音，蔡元培继续说道：“革命的主要目的，不纯在消极地打倒军阀，抵御外人的侵略，而在三民主义的积极建设。三民主义，无非为民生而设，总理40年的革命，可说最后的目的是在民生问题。但文化与物质生活之改造同样重要。原始的人类，于艰难苦斗的生活中，仍有文身、雕刻、装饰器物的精神生活之需要，可见文化与物质生活同时发生，同样重要。生活问题既有物质与精神的两种，那么我们为民生问题而有的国民革命，必须于打倒阻碍民生进行的北伐工作之外，同时兼到精神上的建设，将来方能有完满的成功。”而即使“北伐军也必须有美的、纯然无私的、勇敢的艺术精神，然后才能真的胜利。如法国人在欧洲大战，因他们以前有艺术的陶养，故有那样从容不迫的精神”。
这么一种认识，恐怕唯他独有。
1927年底，他在新成立的大学院下设立全国艺术教育委员会，请林风眠任主任，并于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欲谋全国艺术之普及，须于长江流域，环境适宜、风景佳胜之地，先建设一艺术学院，次及其他各地”。开始想办在南京，未果，这才移师杭州。
本帖最后由 人在边缘 于 2013-12-19 14:48 编辑
1928 蔡元培：倡导美育 以代宗教（3）
眼下西湖白堤倒也完全称得上是这么一处“环境适宜、风景佳胜之地”。
但蔡元培知道他的想法与时代潮流有很大距离，所以对艺术院当下的期望和要求并不高，对招生形势也不乐观，因为有志的青年都打仗去了。
现场的冷清被记者注意到了，并发出疑问。对此蔡元培答道：“学校为纯粹的学术机关、神圣之地，一个学生没有也不要紧；教职员能创作，一样可以办下去。不要以为学生少了，就不成学校，这一点大家不要误会了。”
这样说的时候，他的声音难免有些低落。
蔡元培为什么如此固执地要来做这桩事呢？说来话长。
他一生留过两次学，先到德国，后又到法国，正是在欧洲，接触到被称为“文艺复兴”的近代艺术，并且以为可以拿来作为改造中国的?神资源。
那时国门刚开，有条件出去与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出去的，多是些不安现状的热血青年，热血青年很容易倾心于革命，譬如当年湖南新民学会就有一帮同人到了法国，后来邓小平也在那里勤工俭学，尽管实际上多数时间打了工，并没有正儿八经地读多少书，但这种生活经历，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今后的人生历程。
蔡元培已过不惑之年，又是民国元老，但革命大功告成后，却无意介入现实政治，而选择了再次出去留学。
他事先与开办商务印书馆的浙江人张元济订立了一个合约，答应按时交出若干书稿，后者则每月提供给他稿费?这当然不会太充裕。袁世凯得知情况后就派人给他与当时同在法国读书的汪精卫送去2000银元以作补贴。
几年里，蔡元培编撰了《哲学大纲》、《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学史》、《中学修身》、《艺术谈概》和《欧洲美术小史》等多本著述，艺术是他关注的重要门类。
随蔡元培同往的第二任夫人周养浩，和他一道留学，读的就是美术。
当时在欧洲，美术本身正经历着蜕变，由印象派起始的现代诸流派脱颖而出。如果说印象派、被归入后印象派的野兽派和表现主义，还只是在技术和表现手段乃至主观情绪的表达上消解了油画传统，那么?加索的立方主义和以康定斯基为代表的抽象绘画等，则从根本上颠覆了西方的美术观念。
当蔡元培在欧洲留学时，毕加索已在巴黎开始他最初的探索，而康定斯基也于慕尼黑创立了方阵艺术家协会，举办展览，并完成了两部影响深远的专著：《蓝色骑士年鉴》和《关于艺术的精神》。但这些都只有小圈子里的人关心，主流艺术界对此充耳不闻。
蔡元培对此应当有所知悉吧，但显然没有太留意，因此才确立了“以美育代宗教”的基本想法。归根结底，宗教是信仰，是一种秩序感，而现代美术，却充满了叛逆精神，某种程度上是反秩序的，也没有信仰?
当然这不是艺术家的过错，而是由于时代出了毛病，一次大战，随后还有二次大战，人类的荒谬从来没有以如此普遍的方式展现出来。敏感的艺术家，只是先知先觉罢了。
1928 蔡元培：倡导美育 以代宗教（4）
蔡元培与林风眠的友谊，始于1924年春天，那一阵，几个在法国读艺术、思想又比较前卫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霍普斯会”（后来改称?海外艺术运动社”）。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举办欧洲第一次“中国美术展览会”。当时蔡元培正在巴黎，欣然前往主持开幕典礼，就在那时，他看到了林风眠具有表现主义风格的大幅油画《摸索》，深受震撼，也颇为器重这个年轻人。
第二年，他又在另一个展览上看到了林风眠题为《生之欲》的水墨虎图，更加欣赏，这次他称赞道：“得乎技，近乎道矣！”随即不远千里去看望那时住在第戎城外乡下的林风眠和其新婚不久的外国妻子，得知他们生活不易，还奉送了3000法郎。
后来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正是因为蔡的器重，才请林风眠出任北平国立?专校长的，而这次他亲手把创办并主持国立艺术院的担子压在这个年轻人肩上。
艺术将担负起政治军事都无法完成的革命重任！而需要改造与振兴的是一个古老而衰败的民族。
西湖水色天光，让人流连忘返，加上林风眠家里那种活泼的气氛，这几天谈论的又都是他喜欢的艺术，蔡元培很久没有这样轻松了，然而他还是得回到南京严酷的政治中去。
这个具有现代意义的美术教育机构在时代的夹缝中应运而生，对历史而言是个巧合，因为倘若没有蔡元培的见识与努力，也就不会有这所“国立”艺术院，我们在本书中将读到的故事与故事里的人?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此前，艺术在传统中国分为两类，对士大夫而言，与“琴棋书”一样，是修身养性的手段，因此染上浓重的闲适之气，于是山水花鸟画在很长一个时期始终是文人画的主流；另一类则是匠人，从事实用艺术与宗教艺术，尽管创造了许多奇迹，却几乎从来不被重视，也很难在历史上留下姓名。
至于艺术教育，则主要通过塾师与画家的私下传授来实现。
这么一种传统将如何迎接新时代的挑战？这个时代是英雄的，认准了道路，或在认不准道路的时候都一往无前，这个时代也是蛮横的，尤其对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而言。
本帖最后由 人在边缘 于 2013-12-19 14:57 编辑
1929 林风眠：调和中西 顺应时代（1）
林风眠(1900--1991)，画家、艺术教育家、国立艺术学院（现更名为 中国美术学院）首任院长。
生于广东梅州市梅县区。历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国立艺术学院 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
6月，西湖博览会在孤山开幕，借用了国立艺术院校舍，并请林风眠任艺术馆主席，而由图案系主任刘既漂负责场所设计，师生都参加了工作。
8月6日，图案系陶庆元教授病故，陶与鲁迅是同乡与知交，鲁迅先生出书，封面大多委托陶设计。得此消息，捐资300，为陶买冢地，并嘱许钦文“在坟前种几棵柏树”。同时将自己收藏的陶庆元装饰画，托人送到杭州陈列，以此表达哀思。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能教图案的，中国现在恐怕没有一个，自陶庆元死后，杭州美术院就只好请日本人了。但我于日本人中，不认识长于此道的人。”到了1931年8月，他在翻捡旧书时看到陶生前所赠《陶庆元作品集》，百感交集，随即在画册上题字：“此璇卿（陶庆元的字）当时手订、见赠之本也。倏忽已逾三载，而作者亦久已永眠于湖滨。草露易晞，留此为念。呜呼！”
1928级专门部图案系学生程尚俊知道陶教授爱芦花，说过“芦花是纯洁的，朴实的，它生长在荒地里，既平易近人，又显得那样高傲”。于是默默地到墓前去为先生插上一支芦花。
10月，因不合中央政治局组织法，奉教育部令，国立艺术院更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改系为组。学制由5年改为3年。
林风眠首先是个画家，他主张艺术“要借外物之形，以寄存自我的，或说是时代的思想与感情”。
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又催生了画家怎样的思想与感情呢？
林风眠在由李树声记录整理的自述中说到他当年引起朝野震动的油画：
在这段历史时期中，我还创作了反映现实的巨幅作品，较早的一件是《人道》。这幅作品的创作动机是因为从北京跑到南京，老是听到和看到杀人的消息。作为二十六七岁的青年，当时的思想主要是“中国应该怎么办？”这是接受了《新青年》杂志和《向导》杂志的影响。后来又画了《痛苦》，这个题材的由来是因为法国的一位同学到中山大学被广东当局杀害了。他是最早的共产党员，和周恩来同时在国外。周恩来回国后到黄埔，那个同学到中山大学。国民党在“清党”，一下就被杀了。我感到很痛苦，因之画成《痛苦》巨画，是一种残杀人类的情景。另外一幅是《斗争》，画人们在做拉纤一样的动作，表现出人类向生活作斗争，要反抗。《痛苦》画出来后，西湖艺专差一点关了门。这张画曾经陈列在西湖博览会上。戴季陶看了之后说：“杭州艺专画的画在人的心灵方面杀人放火，引人到十八层地狱，是十分可怕的。”戴季陶是在国民党市党部讲的，这番话刊登在《东南日报》上。在这之后，政治环境已经十分恶化了，我就逐渐转到办学方面。
事实上此前，在北平艺专任职时，林风眠就因为学校被张作霖认为是共产党的集中地，而受到教育总长刘哲近于审讯的逼问，甚至差点被捕，亏得张学良为他说了一句话：“我看林风眠是个清白的美术家，没有问题的。”这才幸免于难，但也只能南下寻发展，不宜久待了。
本帖最后由 人在边缘 于 2013-12-19 16:37 编辑
1929 林风眠：调和中西 顺应时代（2）
林风眠与共产党员的交往，始于法国留学时，与他同船抵法的就有向警予、蔡和森、蔡畅等，在枫丹白露中学补习法文时，和徐特立、李立三和李富春等同学。“二七惨案”发生后，当时中共旅法支部负责人之一的熊君锐即请林风眠等人将有关材料译成法文，将真相发布于世，并动员他入党，而交往颇多的周恩来也向他发出过邀请。只是由于认定自己要献身于艺术，他婉拒了，但彼此关系仍相当密切，林在德国游学时，周每次到德国都去看他，有时就住在他家，林夫人也会帮周洗衣服。
正是因为对这个世界和中国社会现状的不满，林风眠才顺理成章地接受了表现主义的影响，人物情绪充满愤怒和整个画面阴郁的调子，连不懂现代艺术的戴季陶也一下就感觉到了。
没有依据表明林信仰共产主义，但看着身边的朋辈转瞬便成新鬼，这么一种人生的凄楚和悲凉如何可能不触动一个自喻为“同情心比平常人来得特别热烈与深刻、意志力比平常人来得更果敢与坚强”的艺术家的心灵？
林风眠无疑比蔡元培离实际的政治更远，也搞不清导致这种局面的缘由，只是发自内心地感受到现实社会的非人道带给他的痛苦。
一起留学巴黎，回国后又一道创办国立艺术院的林文铮在谈到林风眠这时期的画作时，说过如下的话：“作家沉痛的情绪，可于人物之姿态及着色上领略到。我们试举目四顾，何处不是人食人的气象？从横的方面看起来，这幅画?以说是中国现状之背景，亦是全世界之剖面图！从纵的方面看起来，可以说是自有宇宙以来人类本性的象征！”
《痛苦》也叫《人类的痛苦》，林风眠由眼前的景象想到久远以来人类的状况乃至整个世界笼罩着的阴影，他的苦闷是深重而难以解脱的。
但即便是艺术地表达也越来越困难了。1932年初，下野不久的蒋介石来杭州其实并非仅仅休闲，而是有许多重要的事做，譬如和广东方面的汪精卫密谈。
但他还是抽出时间来到国立艺专，由林风眠作陪，参观完校舍之后，顺便进了展览室，其中就陈列着林风眠的大幅油画《痛苦》，蒋介石在画?站立良久，略有不解地问：“这是什么意思？”受表现主义影响的画风传达出来的强烈情绪显然也影响到了这位党国要人。
林风眠回答：“表现人类的痛苦。”尽管触发此画的灵感缘于身边人事，他的艺术情怀与眼光还是要比日常生活宽阔高远许多。
蒋介石是个现实主义者，从小浸染于正统的儒家文化，当然没法理解这种基于欧美现代哲学的说法，于是质疑道：“青天白日之下，哪有那么多痛苦的人？”他显然把画面传达出来的情绪，当作对政治的一种直接反应，虽然这并没有完全错掉，与画家的本意还是有很大距离。而艺术，尤其是现代艺术，?是不懂的，但他阴冷的脸色和语调却不能不给林风眠留下很深的印象。
事实上“创造时代艺术”，首先就受到了来自时代的拘囿和压迫。
1929 林风眠：调和中西 顺应时代（3）
那么所能做的，也就只有在教育中“调和中西艺术”了。林风眠采取了一项措施，将国画、西画合并为绘画系。这年，国立艺术院《艺术?育大纲》制定，与此相关的说法是：“本校绘画系之异于各地者，即包括国画、西画于一系之中。我国一般人士多视国画与西画有截然不同的鸿沟，几若风马牛不相及，各地艺术学校亦公然承认这种见解，硬把绘画分成国画系与西画系，因此，两系的师生多不能相了解而相轻，此诚艺术界之不幸！我们假如要把颓废的国画适应社会意识的需要而另辟新途径，则研究国画者不宜忽视西画的贡献；同时，我们假如又要把油画脱离西洋的陈式而成为足以代表民族精神的新艺术，那么研究西画者亦不宜忽视千百年来国画的成绩。”
至于形成这样的理念，与林风眠的?学经历有关。当年到法国后，入读国立第戎美术学院，他抱着“自己是中国人，想多学些中国没有的东西”的念头，潜心于素描练习。后来转入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师从柯罗蒙学习油画。
国立第戎美术学院的院长扬西斯是个雕塑家，出身贫寒，因此特别关心那些同样出身贫寒的学生，十分器重林风眠，正是他劝林转学的。后来有一次，他特地到巴黎去看林风眠，在看过林风眠的近作后却不免有些失望，严厉地说：“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可知道，你们中国的艺术有多么宝贵的、优秀的传统啊！你怎么不好好学习呢？去吧！走出学院的大门，到东方博物馆、陶?馆去，到那富饶的宝藏中去挖掘吧！”
此后，林风眠才把关注的重点放到东方艺术上来。
为什么一个中国人，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需要外国人来提醒？这就不能不说到当时的思潮。
19至20世纪之交，因为积弱而被列强欺凌的中国人试图找出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局面的原因，一般激进的知识分子，便把根由归于传统文化本身，这正是五四精神的内核之一。
这么一种大背景下，不管任何领域，追寻西方都被看成是理所当然的进步，而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往往被从政治或其他层面上理解，此道中人处境艰难，甚至绝望，著名学者王国维就是?此跳入未名湖自尽的。
只有从这个背景上，才能理解林风眠提出“调和中西艺术”在当年是一种具有革命性的做法。但在实际施行过程中，却不可能不出现某种偏差，因为众多教授都是留学回来的，抱持着时代主流的意识形态，在具体的课程安排等问题上，一旦出现矛盾，便难免不出现倾斜，最后国画压缩至一周只有半天。至于学生，受大环境影响，不乏轻视国画者。像潘天寿、李苦禅这样的先生也就很难不郁闷了。
是中还是西，如何亦中亦西，这个矛盾自始至终贯穿在整个办学过程中。
至于对学生的基础训练，林风眠要求十分严格，预?一周有24节素描课，他还鼓励大家课外到大自然中去写生风景，到街头和工厂去画穷苦大众，时人称为“林派素描”；这和同是法国留学生的徐悲鸿提倡的素描方法形成鲜明对照。林注重在不违背真实的前提下，突出主观认识，而徐则强调“惟妙惟肖”地再现对象，以为中国绘画的出路就在写实主义。
本帖最后由 人在边缘 于 2013-12-19 16:42 编辑
1929 林风眠：调和中西 顺应时代（4）
林风眠在教学中的片言只语，他的学生席德进日后把它们整理出来：
“你的画应该风格化一点！”
“你应该放松一点，随便些，乱画嘛！”
“用线嘛，用线去表现形体。”
“不要画得像学院派，光与影是附属于本体的，不是空有光影，而不见实体与本质。光与影是被动的。”
“艺术上最难达到的是感情与理智的平衡。”
“去读一些文艺、哲学、历史方面的书吧——充实你的心灵，启发你混沌的心志。”
“画不出来，就不要画，出去玩玩。”
当看到洪毅然同学的作业“太理智，太冷静”时，林甚至对他说：“作画之前不妨少量饮一点酒，这样就会狂热起来，画画需要炽烈的情感，要把亚波罗（日神）与狄俄尼索斯（酒神）的精神结?起来。”
林风眠以他的理念与方式办学，把引进西方现代绘画放在显眼位置上，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1935年的世界艺术》一书，介绍法国艺术界对立体派、野兽派及其他现代诸流派的评价。那时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与沟通几乎是同步的。
抗战改变了这一切。“八一三事件”后，林风眠即通知当时在法国探亲的妻女立即返回中国，自己毅然率领艺专师生内迁。
1938年，在到达湖南沅陵后，他因为种种风波不得不辞去校长一职。两校合并后日益复杂的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难以应对，他也不擅长处理繁杂的具体事务，尽管学生一再挽留，最终?是去了已是孤岛的上海探望妻女，本来或许会在租界待下去，但有一天遇到旧识褚民谊，邀他去汪伪政权做事。因为担心被拉下水，第二天林即启程经香港等地辗转到重庆，在周恩来挂帅的政治部第三厅下属的设计委员会任职，不久，此厅撤销，他就租住在重庆南岸一个简陋的仓库里，潜心作画。
1944年，作家无名氏去看他，林风眠这样述说自己的感受：“在北平、杭州当了十几年校长，住洋房，乘私人汽车，身上一点‘人气’几乎耗光了。你必须真正生活着，能体验中国几万万人的生活，身上才有真正‘人’味，首先是‘人’，彻底‘人’化了，作品才?真正的生命活力。”
然而“生命活力”有了，却无力购买油画颜料与画布，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大量创作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国画，这恐怕也是不得已而求其次。
也就在这一年，潘天寿执掌艺专，请林风眠重新回校任教。抗战胜利后，他也随学校一起迁回杭州。
新中国成立前夕，林风眠曾兴奋地对学生说：“共产党要来了，叶剑英肯定会支持我，说不定这个学校就能按我们的理想来办。”
让他没想到的是，来自鲁艺的南下干部很快就把他作为改造对象，艺专则被认为是“形式主义的大本营”，而林风眠成了“新派画小集团”主帅。他不得不于1952年离开学校到上海闲居，以卖画为生。其生活上的窘境，可以从他1957年发表于《文汇报》上的文章《美术界的两个问题》略知一二。
本帖最后由 人在边缘 于 2013-12-19 16:45 编辑
1929 林风眠：调和中西 顺应时代（5）
林风眠在文章中说：“美术家闹穷是大家知道的，而实际上连生活都成问题，没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都很多，他们羡慕戏剧家、音乐家、作家，有了好戏、好音乐满座，有了好书，不怕没有读书的人。可是画家呢？开个展览会也许观众很多，结果都没有人买画，画展能卖几幅，最后是连裱画钱都收不回来。”
但尽管生活艰窘，林风眠仍然关心文艺界的形势，在《要认真做好研究工作》一文中（载《美术》1957年第6期），指出近年来“美术事业”的成绩让人感到惭愧。他批评那些“大笔一挥”就画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的美术家，告诫不要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看得太狭窄，应该好好研究“究竟什么是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印象主义、学院派或野兽派、立方派、未来派……它们怎样形成和成熟？不要先肯定或否定一切。”
幸运的是，因为没有单位，这些本来很可能被当成“右派”言论的说法并没有让他陷入厄运。
林风眠也是想投入时代洪流的，并有过这样的契机。1958年，周恩来到上海召集文艺界人士开座谈会，邀请名单中就有林风眠，他到了会场一声不响地坐在后面，却还是被周发现了，招呼他到前边来，会后又单独谈话，鼓励他多搞些创作，也因此美协上海分会才请林风眠一起去参加下乡劳动之类的社会活动。回来后他写了《跨入一个新的时代》，其中说道：“在思想感情上，有了许多变化和?多新的认识。农民群众在农村的建设中，在‘大跃进’工作中，所发挥出来的创造性的智慧和才能，使我深深地感动。例如东郊区主要的农作物是蔬菜，就有许多先进的方法，一亩的产量从4万斤提高到72万斤，每一棵长到1000多斤，这使我不能想象，却是一个事实。我想如果一个美术工作者，仍然关在画室里脱离了生活，脱离了人民群众，那创作出来的东西，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那一时期，林风眠也确实画了些现实题材的作品。他这样反省自己的创作：“只从形式上去追求，只在画面上转圈子，有许多死的清规戒律，这样的态度，不但不能反映生活中的本质，连事物的外形也不会描写得有生气。”努力没有白费，他新的创作“思想性有明显提高”，被理论界认为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1960年，林被推选为上海市美协副主席。
但这一时期并未持续多久，1964年，王朝闻主编的《美术》杂志第4期发表《为什么陶醉》一文，批评林“作品中的那种荒凉、冷落的情调和社会主义时代人民群众的感情意味是格格不入的”。若干年后，这名当年林风眠的学生为此愧疚不已。
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批评就不止于言说了。在一片抄家的气氛中，林开始自毁作品，据他的义女冯叶说：“先是撕去几张，投进?炉中焚烧，但当时是夏天，周围都有人监视，烟囱冒烟可不是好玩的。所以义父就改为将画都浸在浴缸之中，慢慢地做成纸浆。他多次说过：‘我不要连累任何人，我不要留下任何一张可以作为罪证的作品，我要亲手毁了它，我还会再画。’那些纸浆，小部分由我混在垃圾中，分散地倒出去，大部分是由义父一点一点地放在抽水马桶里冲出去的。”
在从事这样的劳作时，他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1929 林风眠：调和中西 顺应时代（6）
1968年底，林风眠由于受一个当年去参加革命的学生牵连而入狱（也有一种说法，称与“四人帮”整周恩来黑材料有关）。他在牢里的情况冯同样有记述：“在冤狱之中的义父，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打他、饿他、折磨他。为了逼他抄莫须有的认罪书，逼他签字，常常用手铐将他的双手紧铐在背后，两三个星期不放松，侧身挤着睡。双手肿得像馒头一样，动一动，手铐就紧一紧，嵌进肉里，满是血水。”
1972年，因为列入周恩来给上海市公安局“凡无确凿证据者，应予以释放”的名单，始出狱，但仍须不断接受批判。
剧作家白桦喜欢美术，曾在那个时候冒昧登门去看林风眠，家徒四壁，只一桌、一椅、一床而已。白坐了那张椅子，林风眠只能坐在床沿上交谈，屋内与美术有关的东西仅床壁上贴了两张小小的火花。
1977年，林风眠78岁了。老乡兼同学叶剑英当了军委副主席，派女儿专程去上海看望，请他到北京一聚，林风眠婉拒了见面，却提出想出国探望妻女，很快得到批准。
但办理各种手续仍耗费了大量精力，这个过程中不断有人向他索画，几张几十张地要，林不免感叹：我到底是将近80岁的老人了啊。
当年10月，他抵达香港，第二年去巴西探望了家人。
离开上海后的林，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创作了《痛苦》、《基督》等一系列新作，超出习用的表现与写实主义，进入一个新的里程。时隔60年，他仍念念不能忘记早年的母题，这是因为在一个甲子的时间里，世道实在没有多少进步，仍无法摆脱用最原始的方法来应对问题与处理局面吗？
联想到自己的一生，老人内心是忧郁与不安的。
他曾怀着深深的遗憾对当年的学生朱德群说：“我20年的时间都白白扔掉了，希望上帝再给我20年时间补过来。”
1991年，他在香港去世，听到这个消息的朱德群想起先生有过的愿望，不由得想，上帝还是给了他时间，可惜打了对折。
林风眠死前在绘画上实现了“调和中西艺术”的梦想，至于中国的时代艺术，也就在此前此后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化的产生，至少原因之一与林有关，因为它的发动者与骨干，相当一部分便是由他创办的国立艺专（这时已改名叫浙江美院，不久又改名叫“中国美院”）学生。
1930 林文铮：主持教务 艺术救国（1）
林文铮，近代著名的美术理论家和评论家。
蔡元培先生赏识其才华，将女儿蔡威廉许配给他。人生经历坎坷曲折论著丰硕。
1月，由李朴园、邱玺、程丽娜发起成立“艺专剧社”，不久演出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轰动杭城。
3月，上海成立“左联”。中华艺大西画科主任许幸之带学生来杭写生，与“西湖一八艺社”成员座谈，介绍了左翼文艺运动的情况，部分学生思想进一步趋于左倾，成立了“一八艺社”。
据1929级专门部预科绘画班学生汪占非晚年回忆，在“一八艺社”的活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张眺，这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他预计到自己和老的一批‘一八艺社’社员可能被开除或被退学，选拔和培养了几批能经得起冲击的后续骨干。事实正是这样，当第一、二批社员被迫离校和被开除学籍后，第三批骨干又发动社员继续开展工作，提供的素描、油画习作，还参加了上海的‘春地美展’。当最后一批社员骨干被开除，‘一八艺社’被反动的训育主任张彭年命令解散时，还曾举行‘五人展览会’以示告别。”
6月，国立艺专师生作品展在东京艺术馆开幕，林风眠等10人随展前往考察日本的艺术教育，为时一个多月。
到了秋天，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艺专支部成立，胡以撰、姚馥等6人宣誓入团。
国民政府公布《学生团体组织原则》、《学生自治会组织大纲》以及《实施细节》，规定学生组织“以在学校内组织为限”。
林文铮在这一年写的校歌，更像是一首战歌：
莫道西湖好，雷峰已倒。
莫道国粹高，保俶倾凋！
看，四百兆生灵快变虎豹！
不有新艺术宫，情感何以靠？
艺校健儿，齐挥毫横扫！
艺校健儿，齐挥槌痛敲！
要把亚东艺坛重造，
要把艺光遍地耀！
歌词中的这一句：“看，四百兆生灵快变虎豹！”除了让人对眼下的现实产生某种联想外，反映出来的基本思想与鲁迅是一致的，即把改造国民性作为自己的职责。鲁迅选择以杂文作投枪匕首，林文铮则投身于用美育代宗教应当说是更加柔性的事业，然而歌词里透出来的却是雄赳赳的战斗气息，还有某种焦虑。由此可以体会到那个年头办学者入世的态度和以艺术救国的情怀。
后来若干年中，这所学校一直被视作“形式主义”代表，实在是天大的误会。
林文铮和林风眠同宗、同乡，自中学起就是同学，后来又一起到法国去读书。他俩还同时在巴黎被蔡元培看中，随后同时接到大学院的聘书，成为下属全国艺术委员会委员，又同时担纲国立艺术院的领导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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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林文铮：主持教务 艺术救国（2）
在蔡元培看来，林风眠擅画、在业内有影响力，但性格内向不善交际，林文铮是个有造诣的美术理论家，且能说会道富有组织能力，两人合作方能相得益彰。
林文铮与林风眠更有一种相通的精神，他是林风眠作品最忠实的阐释者，有时候也提供给林风眠创作思想。
至于学校工作，作为教务长，从大的方针制定到日常事务处理，多是林文铮在做，也可以说，是他奠定了学校的基础。他晚年回忆道，在“当时国内政治、军事斗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我本着主持教务的立场，乃提出‘杭州艺专是炼钢厂’的主张，要炼出精钢，要培养具有过硬功夫的艺术人才，毕业后，或左或右，各奔前途，悉听尊便。换言之，杭州艺专好像是只母鸡，只求认真把小鸡带大，羽翼丰满后分道扬镳吧。此种办法，并非超然世外，只是一片苦心为祖国培养真正的艺术人才而已。此种主张，蔡先生亦是默许的”。
这一年，繁忙的工作之余，校歌以外，他还写了三幕历史剧《易水别》，以荆轲刺秦王说事，此剧后来由艺专剧社公演于杭州、常州、南京等地。
将近年底时，他把自己关于艺术的论文整理成书稿，名为《何谓艺术》，交给上海光华出版社。
在《为西湖艺院贡献一点意见》中，林文铮这样写道：
据历史的眼光看起来，凡是新兴的民族当然特别注意于艺术之栽培；凡是衰败的老民族多半只图苟延残喘，对于艺术不特漠视为无足轻重，而且摧残之唯恐不速！新兴的民族之情感异常狂烈，遂由生之欲而趋于生之趣，所谓生命之花，艺术亦随情感而大放光芒！一部古希腊之盛衰史便是明证，现代所谓新兴的民族为美国，百年来虽偏重于拜金主义、物质文明，但晚近亦极提倡艺术教育，广设美术学校、音乐戏曲院等以培植艺术人才，同时建筑无数美术馆搜罗欧亚古今艺术品以供国人之赏鉴，观此可知民族之意趣已渐由物质的享乐而趋于精神的享乐；艺术将昌盛于美洲，那是意中的事了。日本由老民族一变而为新兴的国家，固然借助于兵备实业教育，但是他们的文艺是多么发达了！至于欧洲的法兰西数百年来能称雄于西方，可以说是全赖其民族素有艺术之陶冶而为文化上先进国家！
中国固然是个落伍的国家，但是我们相信凡是热血的新青年都不愿意眼巴巴地看着祖国从此沦亡下去！谈起改造新中国，就不能不谈建设，欲谈建设就不能不谈学术；欲谈学术就不能不谈教育。教育之方针有二：曰提高，曰普及。教育之性质亦有二：曰科学教育，曰艺术教育。纵观吾国教育界，科学教育尚略具雏形很有发达之可能，唯有艺术则幼稚到不可言喻！
开阔的眼光，燃烧的热情，至今读来仍叫人激动不已。那一代艺术家，关心的又何止是艺术！
除教务外，林文铮还讲授西洋美术史。上课时他总带着一大堆图片资料，以一架幻灯机投射影像，同时介绍画家生平、风格形成、艺术成就及对后世的影响等。讲课内容年年更新，决不重复。当时国内还没有一部西洋美术史，一些学生去找他，希望把教案整理出版，可惜未及成书，抗战就开始了，所有资料在西迁后都毁于旧居。
林文铮与蔡元培大女儿威廉婚后不久，两人就住进了“马岭山房”，位于玉泉的这座房子目前还在，最近还因为在有产权纠纷的情况下转手而成为报端新闻。
近于激奋的心情和还算安逸的生活形成鲜明反差，不知道当年林于此是如何平衡的？
1930 林文铮：主持教务 艺术救国（3）
抗战开始，他率校西迁，却在1938年冬，不得不离开艺专。此中原委，据说与当时进了教育部的张道藩有关。张在国立艺术院草创时就投奔而来，有一种讲法称看上了才貌兼备的蔡威廉，但蔡对张并没有兴趣，当时林风眠也只给了他一个讲师席位，未聘以教授，这两点都让张心存芥蒂。1933年，张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时，艺专学生去请愿，还动手打过他，更加深了他与两位林先生的隔阂，到了教育部后，即下手让两校合并后的国立艺专辞退了林文铮，继而又逼走林风眠。
离校后的林家老小随难民来到昆明，其间历尽艰辛。经过半年奔波，才在西南联大找到工作，林文铮教西洋文学史，蔡威廉教法文，租住在城内破旧的民房里。
梁实秋曾在一篇名为《记蔡威廉女士》的文章中描述过当时林家的境况：
到昆明来后，我们凑巧又成为邻居，同住昆明北门街。问及时，方知两夫妇都离开了艺专，失了业。其中经过情形并不明白，但总觉得古怪。文铮或和朋友意见不合，放下学校事不干。蔡女士为人那么忠厚老实，对人几乎可说从没说过一句闹别扭的话，对职务又那么热心认真，若非二三子有意作弄，她决不会从这个学校离开。当时学校负责人，若稍微肯为这个学校着想，肯为艺术教育着想，蔡威廉女士本人即或要辞职，也一定会加以挽留，不许她离开。可是她竟然离开了学校。且据朋友们传说，生活情形在沅陵时即已经很窘迫。
但与两夫妇谈及学校时，她竟一句话不说。总好像贫穷是并不怎么可怕的，学校风潮闹下去，倒有点可惜。人家不要她教书，她还是可以自己作画。为证明这点理想并不因离开学校而受挫折，墙壁上就贴满了她为孩子们作的小幅精美速写。
可是事实上随之而来的生活自然也就有点麻烦了。房子那么小，大杂院那么乱，想安静作画是不可能的。初雇来的本地佣人照例不合适，做不上三天又走了，做主妇的就得为一家大小八口做饭。五个孩子虽然都很乖，大的是个女孩，家务事还能帮点小忙，提提水，炉子里加加松毛，拌和稀饭，最忙的自然还是主妇。并且腹中孩子已显然日益长大，到四五月间即将生产。我进出住处需从他们厨房楼下经过，孩子们一见我必大声招呼，我必同样向这些小朋友一一答话。常常看到这个做母亲的，穿了件宽博印花布袍子，背身向外，在那小锅小桌边忙来忙去。听我和孩子招呼时，就转身对我笑笑，我心中总觉得很痛苦。生活压在这个人身上，实在太重了，微笑就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表示。想用微笑挪开朋友和自己那点痛苦，却办不到。
我每天早晚进出，依然同小朋友招呼。间或称呼他家第三位黑而胖的小姐作“大块头”，问她爸爸妈妈好，出不出门玩。小孩子依然笑嘻嘻答应“很好”。可是前两天听家里人说，才知道孩子的母亲，在家生产了一个小毛毛，已死去3天了。
死的直接原因是产褥热，间接原因却是无书教、无收入，怕费用多担负不起，不能住医院生产，终于死去。人死了，剩下一堆画，6个孩子。”
1930 林文铮：主持教务 艺术救国（4）
蔡威廉难产生下女婴后不久，即在床前的白壁上用铅笔画出新生女儿的肖像，并写上“国难！家难！”遂成绝笔。
爱妻病逝对林文铮是个沉重打击。也就在此前此后，他皈依佛门，入了“红教”（喇嘛教中的一支）。
林文铮在昆明共待了7年，其间一度也失业，靠卖文与变卖家产度日。
抗战胜利后，他到广州任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据梁实秋在另一篇文章中说：此时的林“好佛，他的单人宿舍是一间卧室一间佛堂，常于晚间作法会，室为之满。林先生和我一见如故，谓有夙缘，从此我得有机会观经看教，但是后来要为我‘开顶’，则敬谢不敏”。
当初林遵循蔡先生的意愿，是试图“以美育代宗教”的，看来这种替换在他自己身上就未能实现。
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底，林家始终为贫困笼罩，有钱买米、无钱买菜是常事。
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被调到南京大学任教授，教外国文学史。
1957年，“反右”之前的大鸣大放中，他因说了若干真话而成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敌对分子”。如果说这算逃不过的命运，那么其后因“反动会道门头目”被拘，判重刑20年，即便在当时亦十分罕见，而所谓罪行，据说只是他数十年如一日仍在按密宗方式焚香诵经。这本来是一种私密行为，但当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越来越紧时，邻居大妈的“政治觉悟”都提高了，觉得此类做法非同寻常，联系到老?生右派身份就更令人生疑了，有人经居民委员会和街道办事处干部再进一步向上检举，经过审理，乃以“铁证如山的装神弄鬼”获罪。
林文铮入狱后一年，马岭山房被政府代管，住进了7户人家，至于他花费几十年心血积累起来的写作资料、诗稿、书籍都被保姆的儿子当作“废纸”卖掉了。
1968年，当时借居在广州的林文铮再婚妻子连棣贞，因反革命家属身份，被揪斗、游街、关押，受尽折磨、不得已与他办了离婚手续。从此，她精神上的创伤难以愈合，得了抑郁症，两年后不治身亡。
林文铮被囚禁在南京监狱，有个时期患肝炎，体重一度下降至70斤。靠着坚强的毅力和自信度过漫长艰难的日子。他自己掏钱买了法文版《毛泽东选集》与马克思的《资本论》阅读，以期有一天能用知识再为社会服务。
1975年，出版部门要把鲁迅著的《中国小说史略》译成法文，找不到合适人选。最后经中央领导批准，特许林文铮在狱中翻译。
1976年春，他刑满出狱，从牢里带出的物品中，有一条床单是用数十块包裹布缝制而成的，成了往昔岁月的纪念。
晚年林文铮仍做些文字工作，但与美术已很少有关系。有一次研究美院校史的郑朝找到他，请他确认自己早年写的文章，不知道是真的记忆已经模糊，还是下意识中不愿面对过去，他不无凄婉地问女儿：这是我年轻时写的吗？
1989年，林文铮因贫血症逝世。家属按其遗愿处理了丧事，遵教规一切从简，没有开追悼会。
本帖最后由 人在边缘 于 2013-12-20 12:54 编辑
1931 吴大羽：相信天才 从心出发（1）
吴大羽，宜兴宜城镇人，杰出的油画家，艺术教育家，中国现代画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1903年生。1922年留学法国，就读于法国国立高等美术专科学院，师从鲁热教授进修油画，他一生的绘画艺术素养，高远博大。
早年创作许多巨幅油画如等，解放后所作巨幅油画等以及大量中小作品，都毁于“文革”期间。
晚年所作的等油画和部分草图，速写，素描及艺术心得、随笔、诗稿等得到保存。
1931年3月，学术刊物《亚丹娜》出版，李朴园主编，每月两期，同年10月出版了第10期后停刊。
林风眠发起“改校”运动，要?恢复“国立艺术院”的名称，以为叫“专科学校”不妥，“从来没有听说世界上哪一国有科学专科学校的名字，何以偏要有一个艺术专科学校？大家这样一想，岂不是很好笑吗？况且我们这个学校，又不是专设一科，而是三四科合办的呢？”
为此在南京开了大规模的师生作品展览，意在“果然我们的成绩可以打动大家的心，或者对于改院的前途，不无帮助”。（见林风眠《艺专3周年纪念演讲》）但并无结果。
“九一八事变”发生，第二天消息传来，艺专同学个个义愤填膺，据说绘画系的邱玺气得双脚一跺，竟踏穿了地板。随即自发成立学生会，并联系各学校组织了“杭州市中等以上学校抗日救国联合会”，上街宣传演讲，查抄高义泰绸布店里的日货，还在铁路沿线募集抗日捐款，同时大家自费赶制军服并组织军训，准备投笔从戎，出关作战。
此时张道藩任浙江省教育厅长，宣布“学抗联”为非法团体，威胁参加者凡学生一律开除，教师则解聘，犯了众怒。22日“学抗联”发动声势浩大的请愿示威，各校代表公推艺专邱玺为总指挥，一万多人在湖滨体育场集合，然后列队向省党部出发，继而又到教育厅，因都找不到主要官员，最后去张道藩公馆找他算账，但张已全家逃遁，愤怒的学生于是把“张家陈设变成了一堆垃圾”。
有个细节颇值得玩味：
这时包围在住宅外的同学已和派来的徒手保安团对峙。我们向军官交涉，质问他们来干什么，回答是下达命令，只叫我们到此保护学生，我们以横队向他们走去，他们即后退到墙根。我们见天色已晚，即通知各校同学列队返校，保安队亦分成数队，与学生队伍并列而行，同学们一路高呼口号游行回校。游行后，传出消息要逮捕各校代表，“学抗联”决定集合代表往省政府请愿，我校由邱玺、顾汝成参加。省主席张难先接见代表，保证不逮捕代表，目的已达，即退出返校。（见邱玺晚年回忆文字）
11月，日军继续推进，“学抗联”组织各校结队赴南京请愿，艺专学生十分踊跃，邱玺仍是总指挥。起初车站不让学生登车，大家就卧轨阻止火车出发，最后当局不得不让步。到了南京，在金陵女大的礼堂内受到蒋介石的接见，蒋称：抗日自有军队出征，同学们请放心回校用功上课，日后学成为祖国效劳。他还许愿，一定要做岳武穆保卫祖国，抗战到底。大家也就取道回校了。
如果说当年艺专担当了杭州学运的领袖角色，那么，用吴冠中的说法，吴大羽则是“杭州艺专的一面旗帜”，当然这是另一个战场上的（林风眠先生曾在1938年为高职班毕业同学录题词：“为艺术战”）。
旗帜在战场上的命运无非两种：要么飘扬在制高点，成为勇气和骄傲的象征；要么被炮火掀翻，卷进泥泞与血污。这两者与吴一生倒是吻合的。
吴大羽相信艺术是天才的事业，其价值在于创造与革新，课堂上奉行精英教学。
后来有世界影响的大画家朱德群，对自己早年的恩师这样描述：“大黑边的近视眼镜、灰黑叉肩斗篷大衣、瘦小的裤脚，走在教室的地板上发出咚咚的脚步声。”即使几十年后的今天，这仍是一种很酷的样子。酷的还有吴大羽给人的感觉：举止傲慢、目空一切；同时对学生又热情洋溢、亲切爱护，耳提面命极尽鼓励之能事。
当然，这么一种态度更多用来对待他看来有出息的学生，至于那些他认为既不用功亦无天分的学生，则“正眼都不看一眼，很冷淡”。这么一种做法，当年朱德群也不理解，等到以后自己执教时，才能体会到先生的用心，“画家不是每个学生能做到的，即使很用功、很爱绘画，如果没有才气（艺术的感悟力），那是不会成功的”。因此极力主张在艺术院校设立师范部，“不能成为好画家的同学就去上师范，也许能成就一位出色的美术教师。”
1931 吴大羽：相信天才 从心出发（2）
吴大羽的绘画观深深影响了他的学生，在当年，这是一些很大胆的说法，既不同于中国传统绘画理论，又不同于西方传统绘画理论，譬如：
绘画即是画家对自然的感受，亦是宇宙间一刹那的真实。
不要太注意透视，要多注意颜色光线黑白的对比。
画家应不断地观察自然，多体会了解，渐渐地会自然流露表现的能力。
好的作品是属于心灵的东西，要充满幻想和奥秘、对人生的冥想和彻悟。
画需要的是领悟，不是画笔上的技巧，不要去画物的外形，需要的是超脱。
这些，他的学生许多年后都还记得。
在吴大羽的督促鼓励下，当时像朱德群、吴冠中这样的好学生，每到星期天就背了画箱到西湖周边去写生，早出晚归，一天就要画上四五张水彩画。因为老师如果看不到他们的习作，会显得神情失落，让大家觉得非常惭愧。
但艺术决非数量的堆垒，吴大羽最讨厌取巧。有一次，他在看了一张朱德群的画后，很慎重地说：“作画要忠实诚恳，不要卖弄小聪明、出风头，在校6年的学习能画一张完整可看的画就够了。”
这句话让朱德群牢记一辈子，成为永远的座右铭。
抗战西迁，吴大羽没有随学校一起走，是自己直接到昆明的。但新任校长滕固说要聘用却最终并没有聘用他。吴大羽向前来希望他回校上课的同学表示自己不怕艰苦，愿意卖掉衣物来教书，但还是只能回上海去了。后来吕凤?继任，以吴冠中为首的高年级学生又向校方提出请吴大羽回来上课的建议，学校也同意了，并发出聘书与路费，然而因为交通等种种原因最后还是没能成行。直到艺专迁回杭州，吴大羽才重执教鞭。
这一时期，据1945级3年制油画专业学生曹增明回忆：
吴先生因为身体欠佳，长住上海，每学期只是来三四次，每次十天半月不定，课务便由丁天缺先生负责指导。有一回，他来了，端庄凛然地站在大家中间，一讲就是3小时，讲艺术、讲历史、讲哲学。远古洪荒，希腊盛唐，旁征博引，雄辩而精辟，使人觉得“混沌里顿出光明”。吴说，课堂里的工作，?过是训练耳目与手，不是求画面上的好。准确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又说，我们之间的关系不过是一种道义关系。
这一年秋天，曹增明通过丁天缺得知，吴大羽有个宏愿，即重振中国壁画。“他认为我们祖宗创造了壁画，有许多杰作伟构，而今式微了”，打算把学校画廊（即展厅）的所有墙壁都画满壁画，选定的第一幅题材就是“愚公移山”。只是后来未获学校当局认可，无钱实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浙江省人民政府委任刘开渠为国立艺专校长。吴大羽在接到开课的通知后随即赶往学校，却被告知已错过报到时间，因而失业了。他向刘开渠（曾是吴大羽最早的助教）说明是通知迟到，而非自己耽搁，但未被接受。
另一种说法是，新中国成立初，学校即召集教师去农村体验生活，回来之后举办了创作观摩会，包括林风眠、潘天寿等，都展出了反映现实的作品，唯独吴大羽不愿参加此类活动，因无相关作品可展览，乃由学生捉笔，画了一张年画《五子登科》，引起议论与批评。
1931 吴大羽：相信天才 从心出发（3）
据当年的学生裘沙回忆，吴大羽也到展览会上来了，听见那些令他不舒服的意见后，站在署名自己的那幅画前，用手杖比试着说：“我是个油画家，本来有这么高，来画年画，已经矮了这么一节，现在还要把我再截掉一节，我不干了！”当即表示辞职。
不管按照哪一种说法，其时的学校和吴大羽，显然彼此没法相容。
离校回沪后，他还是找到了饭碗，成为上海美协的签约画家，每月交3张画，拿60元钱，这在当时也仅够温饱，要从事艺术生产，就难免捉襟见肘了。
此后吴的油画作品很少，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吴大羽被称为“无画的画家”，恐怕没有比这话更能反映他一生悲剧而成为那个时代的写照了。平生耕耘所获，先是在抗战中被日寇毁掉，其余作品则几乎全?“文化大革命”中被烧光与丢失。现在存世的油画，多为晚年所作，用的布料很差，但颜料很好。这是因为朱德群在得知老师境况后，从法国给他寄了一大箱油画颜料。
吴大羽早年与林风眠一样，都是作大画的，画过高3米、宽2米的《孙中山遗嘱》。至于抗战时离开杭州前所作的《国土不容侵犯》（又名《血手》）更是高达4米，画中一只巨大的血掌，边上写着“我们的国防线不在我们的海防，不在我们的山冈，而在我们的血肉之躯”。这么一种血性与豪情，到晚年几乎被消磨殆尽。
“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关进牛棚，批斗之余，有一段时期日常工作就是用那双本来能够创造出最精美艺术品的双手来敲打防空洞里挖出来的土块。有次不小心摔跤把脚骨跌断了，只能就这样躺着，等妻子得到消息去牛棚要求带他上医院看病，先是不被允许，后来总算允许了，却无人帮忙将他拖上在三楼的手术室。
吴大羽住的是私房，那些年先是让他把楼下腾出来，继而再让他把二楼东边的房间腾出来并与新搬来的邻居共用一个厕所，那家人后来把挨着吴家的门锁上，独占了厕所。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私房清退，而吴大羽的房子在10年后仍未得到落实。
诸如此类的遭遇给吴大羽带来过多少内心的伤害？他变得内向，甚至子女都跟着他产生避世倾向，终身未婚，厮守着父母。
20世纪70年代，当年的学生赵无极回国，费尽周折才见到先生，看到他的境况不免难受；听吴大羽说在研究诗，不作画了，又感到不解。事实上吴大羽的确把更多时间用在“诗”上，对他而言，这是一个远离现实的世界，更加广阔也更加高妙，足以驰骋想象与思维。1982年左右，同事陈创洛趁每月给吴先生送工资时，有意识地与他交谈，并把片言只语记录下来，为我们展示了吴大羽晚年的内心生活：
宇宙之大在于我心，宇宙之存也于吾心，宇宙之奥秘至今尚不可知。所以把握自我，即把握宇宙。
时代在变化，艺术趣味、艺术美的领域也在变化、扩大，不能说过去的是陈旧的、不好的，但过去总是过去了，总不能说现代比不上从前。至于说发展到什么地步谁也估计不到，也没有尽头。总之，变，一定要变化，这是事物的规律，这是肯定的。
1931 吴大羽：相信天才 从心出发（4）
人生和自然的交接点是诗、是艺术。诗包括美术、音乐、舞蹈。诗就是节奏，它可以概括艺术的一切。整个人类的历史是一首未完结的诗，又是永远不会完结的诗。
生与死是现象，生与死的综合是精神。孔子的儒教是现实主义的，而佛教的思想是理想主义的。佛教是一种信念，它要消灭死，死而复生，所说的涅槃境界是精神的最高境界。研究东方的美术，要研究佛教。
文化有两种：历史的文化、生物的文化；或称静的文化、动的文化。
西方的文化是从形体出发的，是科学文化；东方艺术是从心灵出发，是从心里着眼。
中国人写毛笔字称为“书法”，而日本人接过去，发展了它，称之为“书道”。我觉得“书道”比“书法”的辞意更概括、更有内涵。法有技术或约束性；道有道理、道德，以至总的宇宙的规律包含在内的意思。
中国要有一次真正的“文化大革命”。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老子教人向柔弱的水的品质学习。水看来是柔弱的，但它可以冲决一切比它坚强的东西。这是老子以柔弱制刚强的思想在生活方面的运用。
在庄子看来，一般人之所以不自由，一方面固然由于环境条件所限，而根本原因在人——“有己”。所以他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文化大革命”中有批林批孔，称孔子为“孔老二”，怎么可以叫“孔老二”呢？我看叫的人首先在侮辱自己。孔子作《春秋》在战国年代，虽有时代的局限，但他是有理想的。他是个平民老百姓，他人格上没有缺陷。他是打不倒的，他是不死的。
这些难道不更像一个哲人对世界的洞察？有这样精神背景的画家，下笔自然与只是熟练掌握技艺者不一样。
事实上吴大羽还是陆续创作了一些小幅的油画，但当时很少有人能理解与欣赏，《美术》杂志曾刊发他一幅叫《滂沱》的作品，却印颠倒了，吴倒是说无关紧要，因为“从月球上看过来，就无所谓正与倒，康定斯基就从自己一幅倒置的作品中受启迪而开始抽象绘画”。
这些作品后来几乎全被台湾大未来画廊拿去，在交出它们时他没要一分钱，仅仅提了出一本画册和开一个画展的要求。就这样，自己的心血都归了他人。
此外还有多达500幅吴大羽的蜡笔画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以抄家的方式劫走，从未归还，也不知最终落在哪里。
还应提及的是吴大羽的得意门生丁天缺。据当年的学生张功悫讲，读书时丁的作品“胜过赵无极”，也是“不亚于（吴）冠中的”。
1947年吴先生回艺专任教，他唯一的一个条件，就是要丁天缺任助教。后来刘开渠任校长，就是不给吴先生发聘书。到1951年丁天缺也被解聘，他去医大工作。时间不长，艺专领导通过?安局决定了丁天缺劳教，说他对艺专正常教学干扰。1956年劳教期满，天缺没工作，回家乡宜兴。1957年“反右”之后，又将他送去劳教，这一下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才出来，整整20个年头。1979年获得平反，他争取把关系仍转回到艺专，也确在艺专的校刊工作室工作4年左右，金冶是室长，丁是其中一个成员，但不给他职工的名义，只是拿工资。丁退休工资是医大发给他的，住房也是医大的。萧峰是院长，口头答应帮忙，却没有实际行动。故而他决心一定要在艺专开一次画展，显示一下他不比艺专的绘画老师差。他这本画集（《艺舟夜楫》）是他一生成就的果实。他这次展出非常成功。（见闵希文给李鼎铭的信，艺专即早就改名的浙江美院）
远在法国的朱德群看到了这本画册，给予高度评价，对丁天缺说：“我看大陆真正画油画的，仅有一人，就是你。”之后他到杭州看了丁的原作，并把其中一部分带到巴黎去展览，说要让法国画家看看中国油画家真正的水平。
试想，如果丁天缺有赵无极的际遇，甚至只是吴冠中的命运，而不是被劳教20年，他的艺术成就又将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呢？
这也表明了吴大羽的眼力。